日本扩大内需消费的制度安排研究

日本1959年版《经济白皮书》指出,消费革命与技术革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自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来,日本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供给力与消费需求力之间的矛盾。依赖于完善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和坚实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结构形成强大的内需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不仅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具体运用,也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社会转型观在亚洲的成功实践。日本扩大内需消费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值得中国借鉴。     

关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贫富不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矛盾进一步急剧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为此,"十二五"规划专门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具体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新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本文通过对世界上部分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背景的综合比较,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阶段的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目前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面临一系列历史性转折.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变迁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伴随的能源和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工业结构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经济尽快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而实现经济结构变迁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必须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体制.     

广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从"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着手。本文分析了广州2000年以来劳动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变动走势,对广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在国内和国际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比较,以期找出当前广州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英文)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则是其主要原因。在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框架下,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反应,而且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基于此,要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根本途径仍然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吸收。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回顾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各个群体的人均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日趋严重.30年来改革开放的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下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的确时促进经济增长、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应是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促进效率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经济增长.     

Analysis of China＇s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则是其主要原因。在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框架下，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反应，而且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基于此，要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根本途径仍然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吸收。     

日本的工业化轨迹与工业创新研究——后起者的视点

危机后的发展困境和对实体经济的反思,使工业创新成为当前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结构改革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事实,并且把工业化视作一个经济体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广义历史过程,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探讨工业创新在日本经济中的位置及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不仅便于人们从历史与未来一致性的角度认识日本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方向,而且有助于在战略的高度理解工业创新对于后起国家的意义。与后起者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上的成败以及在新的发展方向选择上的作为相联系,工业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内在于工业化及其相关的工业发展进程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变革性因素。符合国情的、扎扎实实的工业创新能力培养,不仅是日本成长为工业强国的基石,更是后起国家跨越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所不容忽视的课题。     

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偏差协调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联作用问题是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不多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实践将面临的难题。文章首先实证分析了1979年中国改革前后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格局的不同特征以及两者关联机制的重要变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揭示了收入分配同经济发展的非啮合矛盾,即金融浅化同收入、经济高增长不协调,分配模式和结构演进相悖,收入结构扭曲与体制及增长模式转换的障碍;进而提出矫正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差,深化分配机制改革,以推动9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的"稳定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担。利用2014年CFPS数据分析发现,主观认同感越高的中等收入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更加积极,更加认可政府工作。个体结构性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会影响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呈现向下偏移的态势。究其原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多位于中等收入标准下限。相对于其他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人际交往和住房贷款压力较大,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和金融投资风险也较高。因此,提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增收、减负,使其真正享受到中等收入者应有的待遇。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社会资本和区域发展差异——对中国各省区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全球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很多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层面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经济地理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软"因素就是社会资本.通过社团、慈善团体和献血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发现中国在省区甚至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信任"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发现它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各个省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区域增长的收敛效应、政策和区住等因素之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从“单一”到“包容”:中国经济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不断深入以及政府经济增长理念不断淡化的进程.包容性增长理念已被写入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并将在未来五年在引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增长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加速转变的新时期,对政府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应进行重新解读与定位,以便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怎样界定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受到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相当的难度,基于现有中等收入标准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现阶段居民收入现状,通过与日本、 韩国进行比较分析和测算,提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并据此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行了测度和分析.     

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素质:创新文化之辩

分析了创新所需要的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素质对创新的负面作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等同于中华文化,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不是孤立的、单一的、静态的。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正在发生着深刻改变,现代文化因素深刻地影响着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宽容、勤俭、进取、理智等文化、心理因素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均表现出有利于创新的一面,中国正在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多民族融合特性以及各种地理特征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与心理多样性是创新的沃土。因此,将中国当前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缺乏甚至是"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归咎于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应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创新能力。     

尼泊尔经济发展与2000年经济展望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特征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根根世界银行1987年发展报告,1965～1985年尼泊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0.1％,1988年人均收入为150美元,另据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4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世界上第50个最贫穷的国家。在南亚地区也仅与孟加拉国、不丹王国的收入水平相当,并且大大低于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316美元(1988年已上升到337美元)。本文将着重考查尼泊尔的经济增长环境,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和外债情况,并对2000年的经济发展作些展望。     

积极利用 加强监管——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观点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积极引进外资成为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的核心因素。然而,FDI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新反思FDI对中国的影响:诸如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环境、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资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外资是否拉动了中国的就业以及FDI与中国的经济安全等。一、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影响外资进入的关键变量主要是:中国GDP中长期增长的前景、市场的准入、劳工的成本和素质、基础设施状况、产业的聚集和工业链的效率、投资的政策与环境等。也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