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视角·女性镜像·道德偏向——论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叙事"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常常作为一种"次叙事"的形式充当志愿军英雄主义叙事与国际主义叙事的阐释客体,但同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种叙事具体体现为复合性的叙事视角,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镜像,以及叙事伦理上的道德偏向主义倾向等。其中,"朝鲜"这个语词在政治、文化、地理、审美等意义方面的多重性决定了叙事视角的复合性特征;朝鲜"老妇、青妇、女孩"的女性形象系列分明对应着志愿军心中"母亲、妻子(或姊妹)、女儿"的生活记忆与亲缘期待;道德偏向的精神实质是道德秩序的等级性、主体道德实施的优越性与道德确立标准的私人性。对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的重新清理,不仅具有"回归历史现场"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建设的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与"义"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统治阶层和思想阶层的"大传统"与平民阶层的"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宣扬仁爱与礼教,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后者则崇尚情义与平等,信奉以"义"为特征的道德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同一社会中并相互融合.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道德"涵义辨析及对构建伦理学体系的反思

一些权威性的伦理学论著习惯于在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规范总和"的意义上界定道德,并据此阐述道德的本质、特征等,这种方法其实没有在整体上把,握道德的本义.它给伦理学体系带来诸多"硬伤",易于诱发道德建设中的形式主义.道德本是人类在其实践理性的指导和驱动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全面理解和把握道德涵义,需要对目前的伦理学体系作一些必要的调整.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的研究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应为道义论和功利论。道义论肯定道德价值高于实际利益,功利论强调道德价值不能脱离实际利益。传统道义论以孔子、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为代表;传统功利论以墨子、李觏和陈亮、叶适等为代表,两者都有所偏向。传统道义论强调"义"重于"利"、"理"高于"欲"、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和生命价值。先秦墨家功利论主张"利"即"义";宋明时期儒家功利论强调道义不能离开功利。从总体上看,与传统功利论相比,传统道义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应居于主导地位。从中西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功利论体现"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功利论则体现"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义论与康德的"道德自律"有相通之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道义论和功利论,吸收两者合理性的因素并进行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的"平等"问题

以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理解中,比较多地关注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把马克思的思想变革阐释为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解方式严重遮蔽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道德内涵.我们认为,只有从伦理和正义视角,才能把握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构想未来社会形态的真实思想旨趣.也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包含有丰富的"政治"意蕴.本文通过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平等"思想,呈现其"实践哲学"的思想实质.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核心观念,它缘起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代表着康德对形而上学"实践论"而非"知识论"存在范式转换的全新理解.总体上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其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以纯粹理性为伦理道德奠基,确立和阐明道德实践原理的最高原则;其...     

美丽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

对"美丽中国"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个维度,道德文明建设亦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应有之义。人、社会是影响一国之美的重要因素,人因道德之美而美,道德铸造社会的和谐之美。同时,新时期的道德文明建设需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符合国情,使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异乡"与"故乡":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偏向研究(1842—1912)

1842—1912年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传播与华夏传统文明传承发展的一次碰撞.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传播具有空间偏向,粤剧的海外传播是近代西方文明扩张的间接产物.航海技术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媒介体现,是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媒介.粤剧作为航海运输工具的"内容",实现了空间传播.而作为媒介的粤剧本身具有口头传播偏向和时间偏向,消解了西方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实现华夏传统文明的异域传承.粤剧口头传播偏向限制了粤剧仪式的传播范围,将参与群体划定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不利于华人社群的扩大.但与此同时,作为地方剧种,粤剧的口头传播偏向强化了华人社群内部的一致性,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强化华人社群的集体意识.粤剧是华夏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华夏传统文明传播文明时间偏向特质,表现为对神缘和地缘关系的倚重.粤剧在以方言(地域)为单位的华人社群进行展演,延续了祖籍地的地方特色,传承了祖籍地的历史脉络.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形成了粤剧的"传播通道",华夏传统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孕育了粤剧的"传承脉络",二者相互交织,形成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时空网络.     

中国经济增长的"道"与"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理解经济增长必须涵盖路径选择("道")以及价值实现("义")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在路径选择中采用的是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而在价值实现中经济增长尚未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水平提升,这种格局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合意性形成挑战.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的背景下,我国必须促使经济增长在"道"和"义"两个层面进行双重转型,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顺利实现双重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

"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     

浅谈恩格斯的"真正的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恩格斯的观点

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对杜林关于善恶问题、道德问题的反驳,提出关于"真正的人的道德"的观点,认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从对恩格斯所论述"真正的人的道德"的理解基础上,探寻道德的起源,对"真正的道德"和"非真正的人道德"的进行反思,对功利道德和局限道德进行批判,探讨出"真正的人的道德"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试论"以德治国"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意义是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角度看,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战略抉择;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以德治国"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意义是在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应自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突出道德建设的作用,在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上下功夫,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