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在当代中韩的再关注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不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新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时,希望能够通过回到近代的“中体西用”论来解决问题。就中国而言,儒教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也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没有断裂,也没有面临失传的危机。真正的危机,乃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文化心理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从对“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哲学范畴的历史内容的梳理与现实阐释开始,来逐步解决包括当代中韩两国在内的东亚儒教圈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心理需求问题。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中体西用”再论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模式和原则,它的提出迈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但"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许多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体西用"论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中体西用”的当代阐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前景出现了模糊性.中国不可能克隆西方式的发达社会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特殊性.解决的思路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对"中体西用"作出当代阐释--面对人类文明的可能性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的内部衰落,只有"中体西用"模式才能提供走出危机的路径.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体西用"的当代阐释之当代性基础.这种理念能够赋予"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以文化意义.     

再论李泽厚文化哲学思想之“西体中用”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论,此论一出,即引发了极大的风波,人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李泽厚身上。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证历史,思考现实,为中国设计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主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西化),需要"创造新形式,逐步进行改革",即进行"转换性的创造"。"西体中用"论用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思维逻辑为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设计道路,其实质是要用温和的方式促使中国逐渐西化。     

哈贝玛斯、全球化与我的中体西用观——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之选择为例

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之路径选择问题是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课题,而这一课题也引起了各国学界的重视--以我国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有所谓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本土化"、"移植论"等.文章引入哈贝玛斯关于两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哈贝玛斯相关理论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中体西用"观.     

论“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

历史表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体西用"正是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它达到了时代的理论高峰,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和过渡环节,也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走向西方化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评李泽厚、黄仁宇不同的“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与黄仁宇两位学者的“西体中用”论各不相同,它们各有一定相对合理的内容。但传统体用哲学已趋终结,均不适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而必将与其他体用说一起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马魂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方克立先生文化创新思想述评

方克立先生对张岱年先生倡导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推进,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本方法贯穿于对当前许多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启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气象,由此而形成了"张方学派"。方先生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构想,为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并对创新性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区别“学”与“术”、“学者”与“术者”——以“术”为规范的对象

感谢“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的邀请。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孝”的当代内涵及其保障机制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孝”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孝”具有以下特点：强调长幼尊卑等级秩序;重视形式;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新时代,“孝”出现了新的内涵和特点：父母和子女之间地位平等,人格独立;更讲情感基础,权威性孝道式微,相互性孝道普遍,更重实质,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强制性比古代弱。应完善与“孝”的当代内涵相适应的保障机制,在法律保障方面,重点完善鼓励、引导性措施,包括住房优惠、税收优惠、单位便利等;在道德宣传方面,应整体、系统地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并加快形成当代新型孝文化体系。     

中国文化在大学的回归与复兴

融入全球化潮流的中国文化,获得了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地进行交流、对话的机会.中国人应能使用英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大学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镇,应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大学生综合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需要的人才.     

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

笔者这里讲的传统学术,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是个很大的题目,我在此用描述性的语言谈点初步的看法。     

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

<正>2013年李振宏教授介绍和评述王权主义学派的文章1在学界影响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又推出了该学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它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种旗帜鲜明的观点,在客观上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刘泽华学派的说法,记得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沿用了陈明和《原道》派在辩论中对对方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