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关于学术文化博物馆的几点构想

我国作为一个学术大国,建立一所学术文化博物馆是很有意义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学术文化及社会历史知识将通过实物陈列而由此得到展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也能由此得到实证和阐释.学术文化博物馆在设计上的独特之点是通过实物和复制实物给出一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中国学术史发展线索、认识史发展线索和知识积累系统.这个系统大致分为八个时期.     

近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局限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几千年,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到近代,即在“三千年末有之变局”之际,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在这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王桧林：探寻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轨迹。《光明日报》2005年2月3目）但是从目前中国学术发展过度强调线性学科分类情况看．学科分类体系亦有其局限性。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学问的单位:傅斯年和钱穆对中西学术分类异同的思考

在近代西潮冲击下,西方分科模式以现代学术之名而在中国成正统。由于牵涉到中国学术在世界的地位,很多新旧学人都致力于辨析中西学术分类的异同。傅斯年和钱穆都曾指出中西学术有别,西方以学为主,中国则以人为主。且两人都有某种超学术的心绪在(傅斯年想尽快赶超西方,而钱穆则欲为中国传统正名),所论不尽严谨;但他们的思考揭示了中西之间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即什么是学术的单位,这样的单位何以成立。通过近代学人以西学为参照系诠释自身学术特色的努力,可以看到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演变之复杂性。     

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

学科认同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正如个人和族群的认同,在简单的名号之下,隐伏着错综复杂的内容。近代"西学"在中国确立,西方学术分类被引进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分科标准,既存中国学问受到极大挑战。从清季办新学开始到民初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这一学术大逆转不过二三十年就基本定型。转换的速成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并遮蔽了一些以后可能随时变而发酵、发酵遂凸显的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一些象征性的现象和有代表性的言说,侧重学问标准、学科名称与学问归属等面相,勾勒近代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中国学人在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一些困惑及其对学术主体性的探索与反思。     

中国科学社与民国学术体制之创建

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近代学会,既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化的重要标识。尽管中国没有适合英国皇家学会类型的学术体制生长的合适土壤,真正主导民国学术研究发展者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这样的法国国家科学院类型的学术机构,但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近代学会仍以突出的贡献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化进程。中国科学社举办学术年会、研究所及其他学术设施,对推动现代学术体制的确立起了重大作用,堪称近代学会推进民国学术发展之典范。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民国前期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开启——以图书馆学、社会学与民族学为重点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呈现为国际化(或称"世界化")与本土化(或称"中国化")双向展开的过程: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古典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赖以支撑的两大知识系统;中西融合、中西会通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基本途径;从"输入外国学说"到学术本土化开启,是清末民初现代学术转型中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在引入西学分科体系建立起图书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专门之学"后,各分立学科即开启了学术本土化的探索,"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等议题纷纷提出。学人们主张全面借鉴中国古典学术中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个层面的本土资源,推进学术理论、学术方法与学术话语的本土化建设:注重古典学术文本学理内涵之诠释与本土问题之调研,使本土资源、本土经验成为构建各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理论的重要源头;将考据学等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融会贯通,确立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以实证性研究为代表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原处于从属地位的民间口语(白话文)改造国语之"辞章",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谈（近）现代学术史之定位

中国现代学术承接近代而来，这点，毫无疑问；而近、现代学术史与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之间发生了分离，也是举世皆知的事情。     

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观念的更新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术观念根本转型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的学术界.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继承中国近代进步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不仅在中国引入唯物史观,为中国学术提供了新的学术观念,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率先进行学术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学术观,不仅是对五四时期学术观念的总结和提升,而且对中国现代学术观念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李大钊推动了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观念的更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     

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时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     

“学术热”中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1990-2010）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学术热”。在这次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中,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不仅关注学术史研究的内涵与边界,更致力于爬梳一代学术的承传、流变与趋向。而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包括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承传与流变;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学人、学派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理念等问题。     

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

作为独立学术系统的"文学"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西学移植的结果,而应当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的"词章之学"为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其二是清季民初学人以从"词章"到"美术"的转变为"文学"之基本学术品质,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其三是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出现,使民初"文学"的学科定位实现了从通识学术向专精学术的转化,最终确立了"文学"学科的基本形态。由此才导致了"文学"学科自身的知识增殖与知识变形,并最终形成了后世"文学"研究始终游移于"致用"与"审美"之间的基本格局。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论湘学及其学术谱系

作为湖南区域学术的概括,"湘学"一词最早在19世纪末出现,至20世纪20年代,湘学已经成为湖南区域学术的专称。湘学经历了楚南之学、湖湘学派、船山之学、晚清经世理学等发展形态,形成了学术传承及其形态,即所谓学术谱系。到清末民初,注入了近代科学的因素,由此而转型为近代湘学。湘学是湖南区域学术,是湖湘文化的内核,也是湖南精神的理论表现形式。     

学术发展的理想寻求

学术发展突显一个国家的理性程度.从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智力程度和社会自由度.同样,学术发展的状况也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人文发展状况的反应.当前,中国学术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与障碍是当下社会环境和制度带来的结果.面对这些矛盾的现实,中国学术也将在社会的激流中有针对性的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