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

明代实行的匠户世袭制度,对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这一制度为民众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和契机。为承担世袭性的匠役,从明初开始,不少匠户就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匠户合充匠户户籍。随着时间推移,匠户内部形成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处理这些关系,负责料理本户服役事务的户首也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匠户在制度的推动下,超越原生性归属的界限,与本无社会关系的其他民众打交道。其二,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众的空间活动范围。明代匠户分为住坐和轮班两种,轮班匠需定期前往指定地点服役,住坐匠除在固定地点应役外,尚需轮流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为了服役,匠户不得不定期前往政府指定的地区,参与区域性乃至跨区域的空间流动,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空间活动范围被大大拓宽了。     

元代文化心理散论

元代文化心理的演进经过四个阶段。思维方式的开放性、心理结构的宽容性、审美心理的趋动性 ,是元代文化心理的三个特点。元代文化心理在民族文化心理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同时也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缺憾。正确认识元代文化心理的特征 ,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代汉人世侯行唐邸氏家族

行唐邸氏是元代重要的汉人世侯之一。学界对其虽有一些研究,然并无专文对其进行全面探讨。该家族从第三代邸显常、邸顺、邸常、邸琮归顺蒙古开始显世,在蒙古对金、宋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因此受到封赏。从此便以邸顺支受封并承袭归德万户、邸琮支受封并承袭颍州万户传其世系。研究表明:行唐邸氏在战功、文治上的作为,受蒙古统治者重视的程度及其在元代的显赫地位,都足以将其归入"大藩"之列。     

蜀士多才俊,文章萃东南——元代流寓江南蜀籍文学家论略

由于战争动乱,南宋末蜀中大批知识人士举家出选,流亡他乡,导致了在后来的百多年间蜀地文学不彰.终元一代,巴蜀本土没有一个成名的文学家出现即是明证.但流寓江南的蜀中二代、三代子弟却在文坛上卓有成就,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虞集、牟巘父子,是先世居蜀、宋末避居江南的蜀籍文学家代表.本文主要以此二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家世、生平及著述进行钩稽考索,发掘其诗文创作中的思蜀情结,并对元代蜀地文学不彰之原因再作探讨.以资对元代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元代文人游世意识论

文章认为,"游世"已经成为元代作家们一种群体性的生存方式,自然,这种群体性的游世意识必然地渗透到文学中.具体来说,游世意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痛苦的历史情境中,对历史文化价值与自身生命的无奈进行自嘲与戏谑;二是在价值"虚根"中借否弃人世"无待"的态度,来显现一种"逍遥"的文化镜像;三是展示情欲,体现为一种文化松绑后的放纵.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游世意识,元代文学表现出了奇特的面目.     

论元代诗僧的世俗化

元代崇佛,古今无出其右者,佛教的发展迅猛且强势。佛教的世俗化自中唐已露端倪,至元代则达到高潮。在如此的背景下,元代诗僧及其创作,均表现出浓重的世俗气息,而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孝亲同倡,尘世伦常与丛林的共融;二、以释归吏,诗僧对权力的依附;三、醉入红尘,元僧的物欲追寻;四、唱和雅集,诗僧的世俗纠缠。显然,诗僧走向世俗,是中国佛教日益世俗化在顶峰时期的一种极致的展示。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徵璧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论元代蒙古族丧葬风俗

西方学者所称 ,蒙古人元代就有“人殉”之说 ,不属实。元代蒙古人丧葬之礼 ,是土葬。它提倡的是自然的永生 ,重视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的生态规律 ,是游牧文化的精髓。这种土葬法适合于游牧生活和合乎于游牧文化特点。     

从户的相关立法谈秦汉政府对人口的控制

秦汉时期对人口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户”是合法占有田宅的前提,“邑”是对合法居住空间的限定.在此基础上将户籍编制于乡里体系之中,通过立法限制人户的自由迁徙和流动,规范户的传承和财产转移.由此构建起来的以“户”为统治终端的乡里秩序,作为帝制国家实现人口控制的成功经验一直为后世所奉行.     

元代会同馆论考

元代设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 ,它的设立对发展元与周边四夷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同馆也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组成部分 ,在制度方面 ,承前而启后 ,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元代文人身份焦虑论

文章选取"身份焦虑"这种生命体验形式作为切入口来探究元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并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学作品来阐释他们对"诗意的栖居"的追求,进而指出他们的创作形成原因.这对深入了解元代思想、精神与文学的变迁大有裨益.     

论元代官场贪赃盛行的原因

贪赃盛行是元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四:一、选法败坏,用人不当;二、高级官吏带头贪赃取受;三、台纲受沮与台官赃贿,使宪台难以纠察非违;四、官吏无俸或俸薄,使贪者能借口侵渔。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元代中后期诗僧创作题材论

总体上说,僧诗题材相对比较狭窄,但元代诗僧处于特殊的时代,题材有一些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孝亲之思、禅悟之思、宴饮之欢、尘事之乱、诗友之缘几个方面。这些诗作表明,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充满了一种明显的世俗意识与情感挂系。     

论元代两大文人集团

元代文人集团，突出的是诗社和书会。这两大文人集团都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但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性质功用、价值取向和创作成就上均大不相同。诗社成员面对时代巨变，总体上持自我封闭、消极退避的心态，始终未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樊篱，未能迈出文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因而在创作上多是模拟前人，成就不大。书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多元化的特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点上，能从僵化封闭的传统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狭小精神空间中解放出来，在与下层人民的结合中，共同创造了元杂剧的灿烂辉煌     

从官匠到民匠——古代工匠身份的变化对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影响分析

中国古代工匠有着从官匠到民匠人身束缚获得解放的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正向趋势,但似乎与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规律有些相悖。通过分析工匠与营造过程的关系,发现分工协作设计引起了工匠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产生了稳定的基层工匠管理模式。大多数工匠在营造过程中的位置如模块构件一般可替换,其创造性受到自觉的约束;总领工匠被官方收编变成匠官,代表了官方意志而具有保守性。或许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走向停滞与这两个层面的局限有关。     

《二年律令·户律》“田合籍”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田命籍"应为"田合籍",它是《户律》中记载的汉代五种户籍类簿籍中重要的一种。从国家统计土地的角度看,"田合籍"应是所有土地的总籍。它可能既是记载国家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同时也是记载每户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

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合法性、古代夷夏之辨等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急欲寻求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同时元朝也需要为招揽汉族士人入仕排除障碍。夹杂着理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新特色,融入了天理、文化理念,既维护了元朝政权合法性,客观上也保护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