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

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中国的学术话语大略经历了从科学技术话语到社会科学话语再到人文科学话语的逐渐建构过程。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中国当代学术话语最大的问题是过于西化,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还比较单薄,对很多中国文化问题和现象缺乏有效的言说。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学习西方话语和继承传统话语,但更重要的还是创新,即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总结、归纳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     

“艾滋病”的媒体话语表征与变迁——基于《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分析

通过对《人民日报》三十余年艾滋病报道的词频概况和变化趋势的考古式研究,试图还原中国主流媒体对艾滋病话语建构过程,研究艾滋病的媒介表征与话语变迁。研究发现,环境方面,国家体制的确认、维稳任务的执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等政治意图,依次影响着艾滋病媒介话语的建构;对道德约束的强调、社会关系的巨变以及多方权力的博弈等社会情境也日益发挥着影响力。言说主体方面,话语权威从拥有知识资本的人转向拥有政治资本的人,政府官员不仅通过话语实践言说艾滋病议题,还以"走访""握手"等社会实践传达话语倾向;感染者的声音一度被遮蔽,虽然近年来有所解放,但其话语仍然是经主流框架筛选的。对象上,媒介话语曾将"外国人"当作"他者"来肃清,随后又将矛头指向"作奸犯科者",借这类"他们"与"我们"的界限划分,旨在强调"我们"是安全的;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他们"与"我们"的对垒不再森严,"感染"从"结局"转变为"经历"。     

权力话语体系下的权力与权利

从权力话语体系的理论角度展开,分析了“权力”的让渡与“权利”的给予,认为在某—话语体系之下,个体要承认他者人的属性,才能换来他者对自身的承认.由此出发,寻求在一定权力话语体系下克服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问题,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     

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

进城的打工妹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异乡人",需要通过城市社会化才能融入城市。城里入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其社会身体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差异。如何打扮得像城里人,这是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身体城市化历程;城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进行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或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的基础;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获得与积累,是打工妹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基础,是她们城市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略论福柯的知识观

福柯的知识观揭示出古典知识体系中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关系、知识的话语性与权力关系,批判了古典知识体系的真理观与科学性,形成自己特有的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分析模式,建构了自己的话语和权力知识体系,为知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方向。     

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

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这两套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革命话语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交流方式,这套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以适应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话语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四个语义场.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     

权力及其解构：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权力空间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擅长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她的获奖小说《给樱桃以性别》采用独特的时空叙事方式,构建了大量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幽闭所、刑场是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表征着权力对个体的约束和支配;言语之城、爱疫之城是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体现了话语集权对个体的影响和规训;构建异托邦是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以空中之城、领域外之地颠覆现实规则,解构现实社会权力。研究温特森作品中的权力空间,可以揭露西方权力体系及话语体系的真相。     

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权力特征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手段,它还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传媒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权力这一桥梁来实现的.媒介权力的实质是物对人的控制,它有着自己的主体性特征与来源基础.媒介权力是历史的产物,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停地发生转移.如今,媒介权力体现出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向"科技话语"和"消费话语"位移的趋势.     

论当下中国文化期刊的符号功能

本文是用符号学的理论,来探讨当下中国文化期刊,旨在发掘文化期刊的文化研究价值,窥见它承载、传递和建构意义的文化功能。当下中国文化期刊作为一个符号整体,隐蔽传递着各种社会文化信息。在各种意指实践过程中,它通过话语中的身份想象,传递和建构了意识形态;通过新闻监管体制下的话语表达,实现了权力的控制和谈判、并且还在文类和媒介符号的使用上,充分显现了它对(后)现代社会进程的参与。     

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取向——以Bush伊拉克战争五周年演讲为例

＂社会-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两者的互动需要借助中间的认知层面,只有同时对话语生产和理解的认知过程和社会过程进行分析才能充分揭示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又抽象的关系。本文简要介绍了＂社会-认知＂取向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以美国前总统Geroge.W.Bush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上的演讲为例,探讨该取向的具体分析方法。     

话语研究的新途径——中介话语分析

中介话语分析由R.Scollon教授提出,它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民族志方法、新读写能力研究领域的成果,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关注中介行为、中介手段、实践、介入面和实践结点。文章对中介话语分析方法做简要述评,主要涉及其理论背景、基本概念、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并比较它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异同,进一步指出其优势及将来发展前景。      

国家与社群的误读——论刘禾教授《个人主义话语》一文的问题

刘禾教授的《个人主义话语》一文存在一些对思想史料错误的解读,根本原因是她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社群观念相混淆造成的。从根本上说,刘禾教授在考察五四时代的思想时没有摆脱“救亡—启蒙”的认识模式。     

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

观念史因假定先验主体具有构建和奠基事物的作用而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大论题.作为话语考古学家,福柯极其怀疑和敌视这类历史主义及其基础主体.福柯把话语看作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话语作为实践,既是一个匿名的和历史的关系体系,又是那些把主体散布在大量可能位置和功能中的并合的、间断的和个体化的事件系列.因此,对话语所作的分析就无需参照先验主体.因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就指责福柯拒斥和谋杀了历史.而福柯则在好几个场合答复了萨特.     

话语生产与实践美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尽管对于语言学和美学问题没有做过系统全面的阐述,但是在他们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语言(言语、话语)是实践的一种类型,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中,福柯等哲学家明确地把"话语"作为"话语生产"或"话语实践"来运用,一些语言哲学家也指出了语言的实践功能,从实践的对象性、意向性、目的性、感性活动性等特点也应该把话语生产作为实践的一种类型。话语生产无论在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中,还是在直接生产审美对象的精神生产(艺术)之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实践要素,尤其是在文学生产之中更是一种主要的实践要素。新实践美学揭示了话语生产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中的中介性,从而发现了话语生产的审美本体意义,是对实践美学的一种创新。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和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是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的紧密结合中逐步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除了"领袖话语形态"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框架内的"学者话语形态"也是应为人们珍视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批评话语分析”在当代中国进路的思考

＂批评话语分析＂是兴起于西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跨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而引进到中国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从＂批评话语分析＂本身强烈的批判定位和解放志趣来看,目前中国学界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无论从理论建设还是实际运用来说都是有待提高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批评话语分析＂在当代中国的进路问题,即必须明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批评话语分析＂坚持什么立场、研究什么问题和采取什么研究方法等问题。＂批评话语分析＂在当代中国的进路问题实际上是＂批评话语分析＂本土化的问题,也是＂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文化转向的问题。     

从话语权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建构原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考虑多元文化之间的话语权竞争,结合话语传播中要素资源的利用来确定基本原则。这要求我们克服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观,树立社会建构主义的辩证话语权力观。我们需要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建立科学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理论体系,适时提出中国话题和中国方案,增强我国的内容掌控权。在参与者上,除传统外交中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外,还需要组织调动各种非政府组织、企业、机构、个人参与公共外交话语活动,利用通俗方式对外方的普通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宣传解释。在平台上,在加强对传统媒介资源的利用之外,还要充分调动书刊、影视、广告、自媒体等大众传媒手段,增强我国的媒体控制权。这些原则须置于整体外交话语体系之中,保证我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增强我国的外交话语权。     

话语实践与美和审美

新实践美学认为,话语生产是人类社会实践之一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话语生产"的概念,但是,在有关"语言"的一系列论述之中,已经包含了"话语生产"的内涵,在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野里,"话语实践"或"话语生产"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范畴。话语生产(话语实践)不仅作为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整体的一个成分对美和审美以及艺术起着总结作用,而且对于美和审美以及艺术有着直接的作用,尤其是对文学生产有着关键性意义,而且话语生产的类型变化也直接影响到美和审美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     

“自考生”身份构建的话语研究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和话语研究的时代。这里的话语已不是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与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具有人文力量与实践力量的二重性。从话语的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自考生＂这个词为主体的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的探究,可以揭示渗透在这一话语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对自考生身份构建的消极影响。拨开话语的迷雾,让＂自考生＂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显现出来,有助于自考生重建学习信心、重塑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