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贬谪诗的创作心态

苏轼仕途坎坷,一生凡九迁。在不断的迁谪生活中,苏轼渐渐形成了旷达的性格。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诗文分析得知,苏轼的"旷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被贬黄州时深畏祸患及身,唯求自安;到谪居惠州时借重佛道思想,随缘自适;再到迁谪儋州之时融入黎民生活,乐观待物,"旷达"才最终定型。     

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类型分析

贬谪是我国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漫长的封建时期产生的贬谪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贬谪可以分为正向贬谪、负向贬谪和战略贬谪;从人格独立程度而言,可以分为他贬诗人、自贬诗人和吏隐诗人。对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进行类型分析,可以考察贬谪文学产生时的知识士人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从而推究古代文学魅力永存和繁荣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成原因。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有一     

张说贬谪时期创作心态研究

张说外放八年中,由于他的人生角色发生很大的改变,他的心态很复杂,既有愁苦忧闷,又有慷慨激愤,还有调整适应之后的振作与萧散自适,总的创作心态超越了传统屈原式的忧愁、思乡与怨愤。在这种特殊心态下创作的诗歌,情感丰富,内容充实,成为张说作品中成就及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论白居易后期闲适诗歌的创作心态

白居易后期的闲适之作,是在远离现实政治斗争,对时势悲观绝望后,崇老庄、佞佛禅、恋世俗的结果.从其创作心态,可深入了解甘露之变后晚唐士人心路的曲折变化历程,把握晚唐诗歌的政治品格和文化精神,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苏门诗人贬谪诗作时间语汇定量分析

以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为代表的苏门诗人于北宋元丰、绍圣、崇宁年间突遭贬谪,留下大量含有时间语汇的诗作。本文选取关键词对诗作进行搜检,推知苏轼、苏辙、张耒的时间意识强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百年(载)、(数)十载、三载等时间语汇的运用,使得诗作虽无横跨千古之豪壮,亦未堕至只见朝夕之逼仄。苏门诗人借由不同时间语汇深刻书写悲慨深重、人生倥偬的内心世界,亦精致描摹了生事艰难、亲友凋零的贬谪生活。     

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

唐宋两代被贬谪到海南的文人众多,唐宋两代贬官在海南创作的诗词,李德裕与卢多逊为代表人物,两人的诗词反映出唐宋两代贬谪文人不同的谪居心态.相比较而言,唐代的贬谪文人在诗歌中体现的感性成分较多,情绪多悲观、凄怆、愤激;而宋代文人在诗文中则表现出了较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唐宋文人的这种心态差异不仅是个人性格、学养、处事方式的差异,也与时代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韩偓贬谪诗歌创作中的情感心态探求

晚唐贬谪诗人韩偓,受其深谙唐末政局和被两度贬谪的生命遭遇的影响,在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达了始终忠君忧国、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一方面又主动采取远祸全身、避世隐遁的生活方式,疏离官场,向佛禅和村居隐逸中寻求寄托,表现出一种闲散自适的生命取值。     

沈辽贬谪的双重心态与永州地域文化

北宋永州当时的山川地理环境和柳宗元、元结文化名人,以及其中特立独行的隐士和佛道人士等人文景观,既是勾起沈辽贬谪苦闷心态的直接来源,同时也是其良好的缓解剂。他贬谪时长期苦闷与短暂适意的双重心态中,前者占据主导地位,且至其离开永州时,亦未能完全消解。他真正以闲适自得的心态处世,还有待于隐居池州时期的到来。     

试论盛唐诗人的文化心态

诗的境界实质是人的心灵境界、人格境界和精神境界。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流向作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两个层面论述了盛唐诗人的文化心态：一是“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进取心态；二是“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率真自信心态。此种心态，直接影响了盛唐诗歌的发展走向，使得抒发抱负、讴歌理想、单纯明朗、高华壮丽成为盛唐诗的基本基调之一。     

建安诸子后期心态探析

建安诸子后期的许多作品充满了孤独苦闷的情调 ,表现了作家心态的另一面。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前期动荡生活留下的阴影、个人理想无法全部实现、曹氏兄弟之争及诸子个性有关。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元后期西域诗人的江南情怀

元后期西域诗人多有或仕或隐江南的生活经历,江南的秀丽风光、悠久历史、丰富物产以及雅逸文化带给异族文人强烈的人生感受,他们用诗歌书写江南,传承文化。元后期西域诗人深厚的江南文化情怀折射出当时汉文化对异族文化的高度浸润,彰显着元人汉化程度之高。     

人生困境中的执著与超越———对屈、贾、陶的接受态度看中唐贬谪诗人心态

困境对任何人都是一种真正的检验 ,在克服忧患、自我拯救的过程中 ,选择哪种意识倾向和行为模式 ,直接关系到其自我拯救的效果和价值定位。屈原、贾谊、陶渊明不无差异的意识倾向和行为模式在中国前期历史中颇具代表性 ,尤其是屈原 ,身遭流放 ,九死不悔 ,大笔书写着忠奸斗争的主题 ,更在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对他们的接受态度 ,既映现了接受者的心态 ,也昭示着某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唐代士人特别是中唐贬谪诗人对屈、贾、陶的接受态度 ,在某一层面正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一、接受态度的群体转移就总体情形论 ,唐代注骚之作罕见 ,绍骚之作亦远…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论唐代诗人的边缘心态与"谪仙"称谓之关系

“谪仙”原是道教对于被谪人间的神仙的称谓,但是这一道教称谓在唐代士林中也被普遍借用。这一现象的出现表面上是唐代士人道教信仰的反映,实则缘于唐代士人对于“谪仙”边缘品格的共鸣,使得处在主流和社会中心之外的大多数士子们在失态失意时,还能得到心理安慰。     

论张九龄贬谪洪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在盛唐前期,张九龄是时人所景仰的时哲和文宗,开元十五年,因张说罢相之事牵连,张九龄被贬为洪州都督。洪州期间,诗人心态较为复杂,郁闷消沉、牢落不平,自然可知;诗人也因此对仕途险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由于入世之深,理想受挫,他向往归田退隐与世外的人生境界,而其间浓郁的思乡之作,也饱含着诗人对家园美好的眷恋和归田退隐的思想。勤于王事,肃事报君,则是张九龄迁放中最为本质的一种心态。     

论元和君权与政治兴衰

君主的政治态度与宰相的任用得失，乃是元和政治盛衰的关键所在。元和十四年，裴度、崔群被排挤出朝，唐宪宗一改前志，专任权奸皇甫等，构成中唐乃至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界碑。从实质上看，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极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元和之治名存实亡，而唐王朝也失去了历史赐予它的最后一次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