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能观”辨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人间词乙稿序》) 关于“能观”,佛雏先生诠释说:“‘能观’者,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领悟’,叔氏称之为‘审美的领悟’。”“无此‘静观’与‘审美的领悟’,任何艺术(包括诗词)境界均无由形成。”“故诗人必‘无我’(高度的客观)而后‘能观’,从而到达“审美的领悟’。”即便认可王国维所说的“观”就是叔本华的“直观”与“静观”,佛雏先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诗词意境与想象

诗词意境与想象 想象是文艺创作,也是艺术鉴赏和审美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没有丰富的想象,不可能创作出具有优美意境的作品;而具有优美意境的文艺作品,才可能唤起读者的丰富想象并获得美的感受,陆机早已提出创作构思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文赋》)。刘勰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     

“霸蛮血性美”:船山美学与诗词的湖湘文化基因解读

湖湘文化中的“霸蛮”血性精神 ,亦称“蛮性精神”已有不少专论。王船山的美学思想与诗词创作 ,不但上承屈原“九死未悔”的壮烈人格 ,而且从作家的审美人格价值取向、创作的审美创造开拓创新意识、欣赏的审美风格批评标准等方面 ,独具特色地阐述了富有湖湘文化内涵的“霸蛮血性美”审美体系 ,相应地在艺术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血性真情”内涵 ,“霸蛮独行”狂狷气质 ,“雄强气力”挥斥的形象与画面。一、船山美学中的“霸蛮”血性美船山诗学重要论著《姜斋诗话》中 ,共收诗话三种1 1 8则 (《南窗漫记》除外 )。其中 97则是猛烈抨击诗坛…     

感悟与思辨完美交融的结晶——评张明非《古典诗词百首鉴赏》兼谈古典诗词的鉴赏问题

文学鉴赏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它要求鉴赏者不仅要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而且需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理性思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五出版、一九九二年十月重版的张明非教授撰写的《古典诗词百首鉴赏》,收录了著者近年来陆续撰写的自汉末建安到唐宋时期四十七位作家一百首诗词的鉴赏文章。诚如著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在评价作品思想价值的同时,侧重其审美价值的探讨,力求运用不同的方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对作品艺术特色和表现技巧进行鉴赏剖析,探幽发微”。这一写作追求已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中国古典诗词含蓄蕴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对鉴赏者的诗词直觉和感悟要求更高。《古典诗词百首鉴赏》处处显示出著者作为一个女性学者特有的敏锐直觉与感悟,常常发掘出人人心中同感却未曾被人道出的细腻处,索幽探微,新意迭出。即使鉴赏一些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也给人以新的感觉。如杜甫的《春夜喜雨》,著者以细腻的感觉体悟诗中传达出的春雨特征:“诗人紧扣‘细’这一基本特征来写。若非雨细,不能随风飘拂;不是雨细,也难以润物;雨细,所以‘无声’;因为细雨无声,     

元代散曲的“趣”

<正> 黄周星《制曲枝语》云:“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李渔《闲情偶寄》则曰:“‘机趣’二字,填词(指曲)家必不可少。……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中国古代的诗词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一入调笑,易成“打油”,故唐宋诗词中虽有诙谐滑稽者流,但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且为人所轻贱。而在元代散曲中,诙谐风趣却成了一种主导风范,构成了其特有的审美标准。任讷《散曲概论》说:“散曲之重俳体,出乎异常。”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     

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论纲

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纲领是“心物”论。①就创作心理而言，心与物分别指文艺创作中的主、客体；就鉴赏心理而论，则分别指接受者与文本。创作发生是心感物而动，鉴赏发生亦然。不同的是，鉴赏者之心首先要识物、知物，要对艺术作品的物质媒介或形态，有内行的眼光，有识鉴的能力。否则，心就无法感物而动，鉴赏也就无法发生。《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中国文艺心理学史上的第一部“鉴赏心理”专论。刘辩对鉴赏能力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有丰富的“阅历”（即鉴赏经历），所谓：“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凡操干曲而后晓声，观千剑…     

苏轼论“辞达”的审美表现

<正> 一 苏轼对于美学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在创作前必须有触于中,自然产生感兴,随物赋形,首先要了然于心,即在脑中形成完整的审美意象,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然于心不等于了然于口和手,要转化为艺术形象,在审美表现上还必须作到“辞达”。 他有三处谈到“辞达”。 他在《答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     

论受体解读的创造性思维特征

接受主体在解读与鉴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其有目的的个性化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愿望是依靠创造性思维活动来实现的。从“康斯坦次学派”尧斯、伊塞尔等人的经典学说到《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的若干论断,再到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续篇)等一系列惊世之语,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以创造性思维参与解读与鉴赏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如果把文学作品的创作称为“一度创造”,那么,审美鉴赏则是“二度创造”,而“二度创造”就是对“一度创造”进行“同质异形”的再创造,从而满足和实现受体解读的“心理期待”或审美欲望。     

杜牧《山行》“二月”新解

王双启同志《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赏析》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系小杜名句。”(《唐诗鉴赏集》,人文丛刊,309页)这是对的。然而,他对这名句中“二月”的解释,却是不确切的。     

李晬光自然审美论

李晬光的《芝峰类说》(文章部)对文学的审视与批评,含纳了诗文创作理论、鉴赏理论、批评理论等各个方面。应力图从他的以“自然”、“真美”为准的本体论出发,从他的有关“感物自得论”、“创作构思论”、“自然情感表现论”、“审美鉴赏批评论”、“时代风貌论”等五个方面逐一揭示其内在规律。     

《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

一、“别材、别趣”说的开创性在众多的宋人诗话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的开创性表现在要探讨诗与文“别”的内容。“别”指的就是诗歌的特性。《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之“材”是什么?《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可以从它所反对的诗风来作推论。《诗话》说:     

汉儒诗学的继承和发展——再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南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清代人有很高的评价。潘德舆把它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并列,誉之力宋代诗话的三足(《养一斋诗话》)。张宗泰说它“远出诸家评诗者之上”(《鲁岩所学集·跋〈岁寒堂诗话〉》)。《岁寒堂诗话》自成体系,不仅由于在内容上侧重理论探讨和评议诗人、诗作,突破了“似资闲谈”(《六一诗话》)     

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最早对其词给予恰当评价的是宋人王灼。他评论周邦彦时总是联系到另一位北宋后期词人贺铸,认为:“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意新语工,用心甚苦’。”在王灼看来,这两位词人的创作态度是谨严的,而且都能“各尽其才,自成一家”。他又说:“前辈云:‘《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永)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问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碧鸡漫志》卷二)有学者据此以为贺铸与周邦彦词多寄托     

诗词研究走向深入的信号──《古诗指瑕》读后

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陈如江先生所著《古诗指瑕》（以下简称《指瑕》），系陈先生多年研究古诗的成果，兹特作文介绍。《指瑕》突出之处，在于它切入古典诗词的角度非常新颖。我们都习惯于对古诗词进行“鉴赏”，“鉴赏”其美，而对其“暇”，则避而不谈。今《指瑕》从“指瑕”这个独特的审美角度切入古诗词，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其未能尽善的瑕疵处，对改变读者的欣赏心理，正确认识古典诗词的审美价值，都有一定的作用。暇疵在一切已然的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承认这一存在，对暇疵进行解剖，将名篇佳作置于艺术规律的原则之中去衡…     

纪实小说一瞥

在当前小说创作出现“疲软”,读者对小说发生的审美“疲劳”的状况下,刚破土而出的纪实小说却能独秀于林,深得读者的青睐,然而蛾眉遭妬,它也就从此多事了。一本大型选刊要转载《流星》,作者“不禁一愕:‘这是报告文学呀!’”,编辑却“微笑着说‘但也是传记小说’”。于是,报告文学上了小说的选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举行招待会,澄清纪实小说《无冕皇帝》所写的不实,认为是攻击了他及其他十多位文学界人士,有关方面责令作者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周邦彦献诗蔡京辨正

周邦彦为蔡京献诗贺寿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西清诗话》。此书今已不传,而献诗之事却经各类笔记诗话辗转相引,有直录其文者,如《苕溪渔隐丛话》曰:“《西清诗话》云:‘周邦彦美成上家公生日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时称警策。”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形散神不散”异议

“形散神不散”是60年代初萧云儒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短文里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这里,作者显然力图以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论的观点来概括散文的特质,并把它提炼得精粹而辩证一些,以便大家把握散文的规律,更好地促进散文的发展。无疑,这一愿望是很好的。但事与愿违,“形散神不散”在实际的流传中却成了一条僵化的模式,窒息着散文创作以及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貌似公理的“形散神不散”实实在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