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三审制与法院司法功能的重新配置

在权利保障与救济、法院职能分层设置及程序安定等众多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刑事三审制不仅具有建立的必要性也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在重构三审制时,应重新界定与配置各审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辖权的行使范围。     

试论我国民事多元化审级上诉制度

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利用国家的公权力解决私人利益间的冲突,实现对私权利的合法救济,其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为了保障裁判公正,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都建立了上诉审程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案件类型与数量的剧增,我国的四级两审终审制度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已凸现出来.法律制度借鉴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本土化,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坚持"以人为本"的民事上诉审指导思想,将公正与效率价值作为民事诉讼的内在基础价值,按照现代审级制度和司法独立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建构以两审终审制度为主,兼采三审终审制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民事审级制度已成为时代的需要.     

对建立多元化民事审级制度的理性思考

司法公正的实现很大程度源于审级制度的保证,而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由于欠缺应有的功能设计和相关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指导,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和制度体系上的不和谐。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遵循审级制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的民事审级制度。     

中国民事上诉审制度目的与功能之反思

设置上诉审制度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裁判,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及统一法律适用。上诉审制度功能分析应以上诉审制度目的为指导。上诉审制度对当事人而言,有保障裁判正确、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功能,对国家的法律秩序而言,具有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此二者属于上诉审制度的显性功能。上诉审制度还具有满足当事人的权利感情、增加当事人及公众对法院裁判的信任,以及社会控制功能等隐性功能。中国上诉审制度缺失统一法律适用这一目的,导致上诉审制度功能不完备。中国民事审级制度的完善,应弥补现行上诉审制度缺失的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及相应功能,针对地方权力膨胀的现状,加强上诉审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     

民事主体理念嬗变与制度变迁——以私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为视角

主体制度的研究贯穿于私法研究的始终,从"自然状态的人"到出现"人"与"非人"的区分,进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普遍的自然人主体资格得以承认,直至"团体主体"的出现,民事主体理念嬗变与制度变迁的历史,亦是私权制度的发展史.民事主体的核心理念--人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意识,本身也是私法的核心理念.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是私法权利的追求者,也是其利益的最终归属者.私法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主体参与各种私法活动拓展自身权利空间的斗争史,私法正是以主体制度得以展开,对主体地位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本质的思考.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Judicial Hierarchy

当代世界三大诉讼模式的审级制度沿着不同发展脉络,不约而同地汇入三级结构,其中蕴藏着一些共同原理,比如终审法院规模控制、上下级法院职能分层和权力双向制约、划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当事人权利事项与法官裁量事项界线分明,等等。这些技术规范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制度能否实现其统一性、正确性、正当性、终局性和权威性等价值目标。 相比之下,中国现行审级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在技术原理上呈现为审级功能层次不明、运作方式大致相同的柱型结构。这种结构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面临一系列技术困境,造成滥用审判权和滥用诉权行为的双重失控,加之时代变迁和司法正当性基础的嬗变,突显了两审终审制的原有缺陷,成为申诉、再审案件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 最后,作者对中国建立有限三审制设想将面临的多方面困难进行了定性的预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以非民事诉讼法的视角

目前中国法律层面中并未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学者较多关注的仍然是民事诉讼法视野内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笔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固然非常重要,但仅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严谨和缜密的,本文试从除民事诉讼法外的其他法域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为视角,提出有关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思路。     

民事主体人性基础的多重视角及中国价值

在民事主体制度实践中,人性基础在认识上展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状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善恶假设奠定了"经济人"民事主体理论基础;认识论视角下"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理论假设让我们看到民事主体不仅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理性抑或感性的动机成为支配其社会行为的基础;在关注人生存状况的社会学意义上,民事主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为民事主体的现实存在基础。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事主体制度人性基础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明确和合理调整。民事主体多重人性基础的理论审视对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和谐社会应当是建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之上的社会,应当是把"以人为本"作为终极性价值关怀的社会,应当是以民主与法治为制度基石的社会;此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执政党的政治道德责任,又是一种可欲亦可求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健康、顺畅地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民事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和“审慎性”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制约和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如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衔接不紧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过于狭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审级规定不够合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等等.应该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两大基本原则为基础,把调解和民事执行列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在立法上规定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监督审级体制；扩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在观念上真正树立“权力控制”的理念和程序意识,明确民事诉讼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     

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政府"论析

在制度建设中,政府在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职能定位的实质是制度政府:制度政府有能力适时并高效地制定和推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具有理性权威、规范运作、广泛认同三个特征.制度政府.一要处理好安排制度的"破"与"立"的结合问题;二要发挥好制度治理与制度激励的职能;三要培育制度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解决好自身在市场化制度重构中有效运作的前提、核心和基础问题.     

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

儒教中国的没落对儒教的存亡、发展提出的首要挑战是制度问题.儒教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制度转换或制度更新的问题,即儒教如何在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理念的框架下给自身以一个恰当的定位、并能够积极地安置自身的问题.儒教退出公共领域这一历史性事件客观上为儒教走向独立、摆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提供了可能.儒教藉此可以顺利地完成自身的制度更新,一改以往长期对世俗政治的制度依赖,建构自身独立的制度传统.这不仅是一项历史的任务,更是儒教精神之超越性、独立性的内在要求,是儒教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是儒教的自我主张.自由、民主将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中首要的道德担当(moral burden).儒教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契,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自由、民主,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完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实践.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嬗变--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研究之二

社会救助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起源于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出于人类恻隐之心或宗教信仰而对贫困者施以援手的慈善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逐渐地走向成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中国古代的济贫思想与实践及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产生过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     

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出发点或前提;二是路径;三是目的及实现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应明确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至今尚未见之于党的文献,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完全并直接的同一性,同时由于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巩固和发展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事实上,我国现存并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今天都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加以把握,其科学内涵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二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贯通,在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构建中国行为保全制度的思考

民事保全制度是以保障判决执行为直接目的的体系性子程序,它的意义在于保障法院裁判的执行以及在纠纷解决前及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照保全的客体来划分,民事保全制度可以分为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两种类型。许多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是处于同位阶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行为保全制度的相关规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实践中的民事纠纷愈加错综复杂,已远远超出了财产保全力所能及的范围。目前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对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中建立行为保全制度达成了共识。江伟教授带领的"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与完善"课题组所提出的专家建议稿,已将行为保全作为一项独立的保全制度。但民事诉讼理论界对如何界定行为保全的内容及具体构建等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我国的立法现状,借鉴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思考构建我国的行为保全制度。通过建立系统的行为保全制度,使其与财产保全制度相配合,弥补通常诉讼救济的滞后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为当事人提供不同性质的救济,及时保护权利,有效解决纠纷,实现民事诉讼目的。     

《民法总则》规定的非法人组织的主体地位与规则

《民法总则》第四章规定了"非法人组织",确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为非法人组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并列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第三类民事主体。确认非法人组织是独立民事主体的主要根据,一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反映了民事主体制度从一元到多元的市民社会发展规律;三是符合市民社会对民事主体的客观要求;四是吸纳了我国40年来的民事立法、司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面对非法人组织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其不可替代的客观事实,《民法总则》确认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将使其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论价值相对主义法哲学的现代意义--兼论不宽容的"劳动教养制度"

文章以拉德布鲁赫的价值哲学及其对自然法与实定法冲突的见解为前提,借助当代中国法学家的人权和程序正义理论,对中国从"法制"到"法治"转变时期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根据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和现代正义理论,劳动教养制度将走向被修改或废除的命运.     

中国古代继承制度及对当今继承立法的启示

继承制度在中国古代民事立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继承主要是指直系卑亲从长辈获得家族的宗祧和封爵,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香火的传递,财产继承是作为这种传递的附件而进行的家庭财产分割.追溯古代继承制度的历史沿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古代继承制度的特点,对当今继承立法乃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略探乡镇企业的选择机制

乡镇企业作为独特的"优胜"者生存、发展起来,是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嵌入等级结构的"占有"方式、政策的"变通"性质、企业绩效与地方政府政绩的关联性、"熟人社会"的关系约束等,是这种中国特色的企业生长起的背景.在变通、政绩取向、关系资源等的政策夹缝中发展起的乡镇企业,虽然也可以有很好的业绩,但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时,各种问题也必然暴露出来.制度的生长环境,影响着被选择出的"优胜"者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