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台前幕后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晚年朱德

“文革”期间，爷爷奶奶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与很多老同志间的消息都隔绝了。因为我和哥哥有许多同学是高于子女，我们孩子之间常常沟通各家家长的情况，谁谁家出了什么事马上就传开来，所以爷爷奶奶还不时地向我问起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他们不止一次地问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震林、杨尚昆、李富春、林枫等人的情况。每当听到这些老同志的遭遇，爷爷的心情都很沉重，老半天默默无话。有时听我讲完，他还嘱咐说：“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带他们的子女到我们家里来玩!”     

解放思想 锐意创新 有序推动北京历史名园的蓬勃发展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十一五”期间有了较大的变化和进步,进入“十二五”以来,其发展势头已有了具体而明显的体现。在“十二五”中后期如何继续保持发展的动力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秘书工作

实地遵守保密纪律,不向造反派提供“走资派”的“罪证材料”而被作为“保皇派”,受到打击迫害。说到文革期间秘书人员受到的冲击,不能不提到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田家英。田家英自1948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毛泽东一、“文革”对秘书工作的冲击秘书,长达18年之久。毛泽东与田家英     

开国元勋“话”陈云

在开国元勋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及“文革”期间，也曾多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后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中使用过同的化名，在这一个个化名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轶事。     

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文件

“文革”后的复出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重新起用之后,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往日,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如今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文件。     

蒋纬国口述历史细节

蒋介石有一次和蒋纬国争论选择干部的标准，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胜于道德。两人争论了两个星期，最后，蒋介石还是接受了蒋纬国的意见。蒋纬国说：“我认为在方法学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把标准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上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能是学术。学是理论，术是方法。”     

“人民共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共和国的政治实践

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是：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抑或是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无论是建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抑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家的名称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社会意识”并非简单等同于或就是“社会存在”;社会事实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认识，更不是社会“共识”。     

解放后西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

藏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和繁荣西藏的文化事业。十年"文革"期间,西藏同全国一样,各方面也受到冲击和破坏。"文革"结束后,中     

金庸眼中的邓小平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瞿秋白冤案

<正>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胡耀邦批示:要给瞿秋白一个公正的评价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陈云在历史转折关头功勋卓著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继续贯彻执行下去。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政策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积极介入中国内部事务．进行国共矛盾调停。其本质在于以调解国共矛盾为由，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亚洲事务．从而确保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永远独立思考”的毛泽东秘书——李锐

1958年，毛泽东提出“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当秘书，因而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李锐兼任了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李锐在庐山会议上因讲真话受到错误批判，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文革”期间，他在秦城监狱呆了8年。1979年平反复职，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怪种

这里说的“特有”,就是只有中国才能出产,外国是很难寻找的。这里说的“种”,包括人种、物种、事种、语种,等等。当然,有些事物奇而不怪,含有独特的优质因素,应当尊重并努力开发其中的文明能量。这样的好东西,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但有些东西只是怪异,只是使外国人闻之吃惊、见之瞠目而已,从中找不到一丝审美价值。     

深挖历史，中国造就是奢侈品

中国文化中令人向往和推崇的元素才是中国奢侈品品牌塑造自己强势品牌文化的基础和根源。只有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元素,并提供顶级的质量,才能淡化和摆脱价廉、质次的“中国制造”形象     

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

<正>"文革"期间,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当时报社的负责人又是市革会常委,所以我们常常从传达中能隐约感受到许世友和张春桥有些矛盾。市革会开会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总是和张春桥唱对     

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全党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革”、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皇帝心理”谈简

“皇帝心理”是什么？恐怕做过皇帝的人最有发言权。手头就有这样一个资料：我国末代皇帝溥仪“文革”期间曾对在一块接受“劳动改造”的著名演员新凤霞说：“人在当权的时候容易独断专行”。并现身说法．称自己这个末代皇帝“也有过这种唯我独尊的独裁心理”。他举例说，当年在宫里，曾有一个小太监姓黄。叫黄立金。“听了这个名字，我当时心里就反感。好像他姓黄本就不该，他还叫立金。黄和金都应是皇家专用的”。于是，溥仪就“随便”给他改了个名．叫“黑小三”。但又不许他说姓，只能叫“小三”。溥仪笑称：“现在想想，也真太可笑了。”     

四个“大兴”与两个“务必”的历史关联和内在逻辑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大兴”与60多年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在内在逻辑和内涵要求上具有某种深刻的历史传承性和内在关联性。温故而知新。今天,我们重温两个“务必”,对于倡导四个“大兴”,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等,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