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文章以作者“否定主义文艺学”的“个体化理解”为尺度 ,对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的 3篇热点作品进行了局限分析 ,指出《伤痕》因未深入到文化性层面和人的正常生活的层面而显得肤浅 ;《一代人》因思维方式上的被动性而未将作品写完 ;《随想录》因提出了一个作家自己很难回答好的问题 ,而使得忏悔与后悔难以区别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中国的忏悔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随想录》向世后受到极左思潮攻击,更受到国人广泛的赞颂。它掀起了一场反思＂文革＂教训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针对性地批判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潮,延续了五四启蒙精神,进行改革时代新启蒙,拯救被文革肆意践踏的道德,为祖国的复兴而呐喊。《随想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通过老作家真诚的忏悔,来救赎人们的灵魂。文学救世,是巴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的实践。文学巨匠冰心、曹禺、王蒙、冯骥才给予《随想录》的高度评价,知名专家陈思和、李存光等从学理层面剖析《随想录》的深远影响。《随想录》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高悬的明灯,拨开了＂文革＂思想的迷雾,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与意义扩张——以《怀念胡风》为例

巴金的《随想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其言说方式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要借文学完成有效的公共性言说，必须在保证可说、可写、可传播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言说对象和言说方式。《怀念胡风》一文充分体现了《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但它也不时寻找着意义扩张的间隙。《随想录》构建的是知识者与政治之间适度的批判性联系。     

论茅盾前期对文学与人关系的思考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伟大的文学家总是在探讨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过程中寻找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从文学与人关系这个特定角度来考察,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其主导倾向是“非人的文学”.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发现”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这在人类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辟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伴随着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现代文艺思潮的澎湃腾涌,周作人第一次在中国文坛上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鲁迅首先创造了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人的文学.周氏兄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同中国封建性的“非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对立.茅盾在《关于创作》一文中对五四文学革命作了这样的概括:“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     

人的尊严意识──《随想录》人文思想资源探索

巴金的散文巨著《随想录》，很值得深人再研究。已故文学评论家冯牧曾经深刻地称它为“一本大书”①但同时他却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于巴金晚年以他的病弱之身，用坚强的毅力写成的作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免使人产生一些冷落之感。”从冯牧发出感慨至今，十年过去了，对《随想录》的重视和研究，依然远远不够。近三年来，人文精神讨论在不断深入过程中，提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问题。而一旦要开掘“思想资源”（或称“精神资源”），人们立即感到它的贫乏，甚至产生虚无之感。“在民主与法制、个性等等问题上，中国的传统资…     

《世说新语》描容止以现神明论

神明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庄子》。《庄子·天下》云“配神明 ,醇天地 ,育万物 ,和天下”,神明即天地造化的灵妙 ;《庄子·齐物论 )曰“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谓之朝三”,神明即精神、精力、心神 ;《荀子·解蔽》云“心者 ,形之君 ,而神明之主也”,神明即精神、智慧。汉代杨雄认为心能测天地之神明 ,心又是人的“精明之主”,所以神明就是心。魏晋始提出以“神明”为最高人格理想 ,标志着魏晋时代的人格理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直接影响到人物品藻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引魏晋古籍中与神明有关的概念有 3 0多种 ,诸如…     

《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兼论《文学大纲》的学术史意义

1924年1月起由《小说月报》刊登的《文学大纲》,至1927年1月,共连载42章,出版时补全为46章,是中国人撰写“世界文学史”首次大篇幅融入中国文学内容的尝试,其处处关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定位,是力图为当时在世界文坛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文学争取学术地位的时代体现,也是新文化运动者借以重估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尝试。     

《蚀》的再审视

<正> 《蚀》的问世,好象文学之树上绽开了一朵奇异的花,既引起了读者的普遍注意,也招来了评论界的不同评价。意见分歧之大,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建国以后,虽然肯定了《蚀》的成就,但具体评价仍然不同,其中心是作品的真实性和价值的问题。本文仅就此提出一点想法,就教于同行。《蚀》诞生以后,对它议论最多的是关于时代的描写。有人认为它是“真能代表时代”的著作,有人则认为它虽然“具有革命的时代的色彩,然而不是革命的创作”;有人说它写出了历史的真实,有人却说它没有正确地反映现实。随着《蚀》读者范围的扩大,特别是     

从《乐府&#183;陌上桑》与《诗经&#183;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183;陌上桑》与《诗经&#183;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鲁迅的微言大义——重读《狂人日记》

发表于1918年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一篇非常特殊的小说。它是鲁迅沉默多年之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的发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启蒙者是以一个狂人的形象诞生的,也标志着中国小说叙述开始从“无我”向     

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笔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商业化浪潮、大众文学的双重冲击下,文学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纷乱无序的“无名”时代,而文学的这种无序状态,实际上是价值观念混乱、价值立场缺失的必然结果。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维护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尊严,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学命运的学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为此,《文学评论》、《东方文化》杂志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于 ３月 １５日－１９日,在华南师大举办了“价值重建与 ２１世纪文学”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我们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发言发表于此,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原型结构及其文学意义——洪汛涛经典童话《神笔马良》的当代解读

按照弗莱的说法,文学的源头是神话。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在后世的不同时代里,则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为“一种类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也就是所谓“文学原型”。这个结构原型,在《神笔马良》里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移位”。具体表现就是,“善的世界”和“恶的世界”于相互对立中呈现出对彼此的交融和依存。从这个层面上说,神话、民间故事一旦进入文学系统,在面貌上就完全“人间化”了。鉴于此,文章认为,《神笔马良》代表了儿童文学的特殊一脉,它借助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原型结构,表现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独特风韵,也体示出“原型”变异的深刻内涵和悠远价值。     

文温辞丽 意悲境远——情动《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以不可遏抑的笔触集中关注了自然界中生存在繁复冗杂、困厄无休下的人的精神状态,真正以文学的手段展示了一个特定时代中“人学”在文学乃至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这种精神式的“回归”或“复位”使得《古诗十九首》在情感体现过程中更加趋于个体、趋于自我。也许正是如此的原因才会成就《古诗十九首》作为预示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伟大作品。     

社会改革的利器——读巴金的《随想录》

社会改革的利器──读巴金的《随想录》胡中乐巴金１９７４年９月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１９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随想录》是巴金翻译《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     

无意的革命——旅外小说对文学传统的挑战

在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经过了持续的沉寂之后,于90年代初突然爆出了两大热点景观:王朔小说和旅外传记体文学。前者似乎由于近期播映的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的复制自我而使人有了“王朔时代已经结束”之感,前景未可乐观;而后者似乎正方兴未艾,出版社频频组织选题,据说,《两个姑娘在纽约》、《中国倒爷在东欧》、《俄罗斯的中国人》不久就要面世,批评家和研究者也耐不住冷清地把目光投向这类热点文学。     

文学的意义与阐释——由《红楼梦》说开去

<正> 时代是生存和精神的空间。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决不仅是画家与风景的关系,如果是的话,文学的意义也就变得单纯了。文学意义的共鸣现象一直被重视,而歧义现象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即使有所提及往往一带而过,例如鲁迅谈《红楼梦》时说“单时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文学的歧义与反鸣往往见出多元价值,不同层次丰富意义的显现,比共鸣更值得研究。一种作品人皆以为如是,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意义被固定了,成为一种共识标     

两难处境与道德理想──对“学衡”派的认识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开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先后聚集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面大旗之下,以咄咄逼人之势向以孔孟儒教为代表的“旧道德”和以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