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关于这封信的写作年代,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考定在汉武帝太始四年。王国维说:“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史記正义》、《索隐》关系証

(一) 司马迁的《史记》,两千年来,传抄鋟刻,经历过若干次,譌諛衍脱,往往而有。有的一字一句,就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凭借,是裴氏《集解》,小司马《索隐》,和张守节《正义》,这三家注解。尤其重要的,是把这三家注看作有联系的去解决问题。即是,应看裴氏《集解》解释正文,而《索隐》在解释正文之外,还有时疏通裴氏《集解》;《正义》在解释正文之外,又有时疏通裴氏《集解》和小司马《索隐》。如若不然,则《史记》中若干问题,便不能圆满解决,甚或生出误会,造成紛歧。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不能解决《自序》中《索隐》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关于《汉书》不著司马迁生卒年和死因的初步探索

《汉书》虽为司马迁设传,但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及死因均无明确记载。而《司马迁传》前后的《张骞李广利传》和《武五子传》等篇对于他们的卒年记载多较明确,为何对司马迁生卒年及死因略而不书 ?窃以为,当是由于缺乏材料,难以确定所致。对此,可以从司马迁在当时的处境、统治者对司马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推断论证。 一、司马迁的境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了祖上的辉煌,然自秦以来,司马氏家族仕途渐落。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尚为名将,至其高祖司马昌则为铁官。入汉,司马迁曾祖司马无泽为汉长安市长…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王保顶司马迁是董仲舒的私淑弟子，《太史公自序》中自言问学于董仲舒。董于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致仕，居茂陵，卒年史无明载，一般认为在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年）。司马迁于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随家徙居茂陵，次年...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司马迁生地浅探

司马迁的故乡在汉代左冯翊夏阳县,即今陕西韩城市,这已为多数史学家所承认。但是,具体出生地究竟在哪个村镇?史家却有几种说法:一、郑鹤声认为司马迁诞生在芝川镇(《司马迁年谱》)。胡佩苇、季镇淮和郭维森同此说。二、王国维认为司马迁诞生地在华池(《太公行年考》)。三、康行(亻间)认为司马迁诞生在高门(《康熙韩城县志》。四、高健认为司马迁诞生在龙门寨(《韩城胜迹之冠》,载《文物     

司马迁关于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

司马迁极力批判商鞅"刻薄少恩"的言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记?商君列传》全篇内容几乎都是为了批判商鞅。二是从《史记》的文章编排来看,太史公十分推崇儒家道德教化,因此对法家"刻薄少恩"言行尤为不满。三是从司马迁对其他法家人物评价来看,这种"刻薄少恩"的言行是太史公所批判的失德行为。司马迁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对儒家道德教化的推崇息息相关。     

太史考

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司马迁父子名为太史令,实际上却不是史官。徐先生的证据有四: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王先谦补注,太史掌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等事,是以星历为主的天官;二、汉代没有真正的史官,那时统治者还没有想到由朝廷编写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壶遂批评司马迁作史是不务正业,可见《史记》是私史;四、如果《史记》是官史,那就不存在发愤著书的问题。     

试论司马迁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详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太史公自序》则从各方面记载了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的详细情况，这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文论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家眼里的文学还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宇宙哲理，以及历史经验的学术写作活动，但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写作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或可窥见文学自觉的前奏。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是历代纪传体史著的范例。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司马迁一生著述中虽然没有什么专门的政治论文留下来,但是,在他这部综合性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在太史公(司马迁)的论     

《史记》中的君子观

君子从孔子以后被逐渐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论述了五种可以列为君子的表现,体现出鲜明的君子观。《史记》中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十分注重人物的道德品质,每传结尾都有赞语对传记中人物进行总评。太史公司马迁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选取以及史实故事的提取都深受其君子观的影响。     

《史记》述评兼论司马迁的艺术手法

在《汉书·艺文志·六艺》中,著录“春秋家”,其中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是史部尚在图书分类中未蔚为大国而附于经部的唯一的一部史书。此外,有《司马迁赋》八篇著录于诗赋中,在《艺文类聚》中尚存有一篇《士不遇赋》,其余都已散佚。《汉书·司马迁传》中还有一篇感激顿挫的《报任安书》,抒情言志的书翰文。这些说明了司马迁亦文亦史,具有兼长。可是,如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来衡量,毕竟当以《史记》为司马迁的主要代表作。因为,记事记言,左右史各自有其成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

同为汉代史学家的司马迁与班固生活年代相距不过150年左右,《史记》《汉书》传写的人物及活动情况大致相同,但司马迁和班固的写作思想及经济思想则大异其趣。拿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一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人经济思想的不同。一、为货殖列传的动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思是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从考古发现考证司马迁的出生地

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对其出生地交代得很清楚,只因为后人对少梁、夏阳、龙门等古地名的具体所在和所指认识不同,才产生了对司马迁的出生地有种种说法。如:山陕之争的河津说和韩城说;在韩城境内的五种说法是华池、高门、芝川镇、夏阳城内和龙门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