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魔力与剧场感应——曹禺戏剧人物描写的剧场性张力之一

人物命运的展示使曹禺戏剧产生了剧场性魔力.曹禺戏剧不仅集中表现人生苦难,展示人物命运的严重危机,在显示人物无助与无奈的命运状况中博取受众的同情心,而且大力渲染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展示人生的惊奇性,挖掘人物潜存的影响力,以充满主观理想与情致的书写来强化戏剧的吸引力;既着力写出人物苦难的过程,展示人物的命运发展史,在动态性和整体感中强化受众的审美注意,又注重对人物命运结局的直观性铺叙,以感性的艺术表现来加大戏剧的悲剧感,形成一种撞击受众心魂的艺术拉力.于是,曹禺的戏剧人物描写拥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寻求对人生命运和心灵世界的合理解答

社会转型带来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一些人在变动的社会中感到迷惘和困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应当倡导"能力本位"的人生价值观,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应以"能力为本"的价值观支撑人生,以人的现实努力、能力和创造进取支配人生命运.应把人的心灵世界和人生命运交给人自己.     

论古希腊悲剧的“悲剧力量”

古希腊悲剧是一种将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悲惨展示给人看的文学样式。关于悲剧快感的形成历来很受关注。本文以名剧《俄狄浦斯王》为例,力图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悲剧力量"假说。通过分析"悲剧力量"从观众内心积蓄到反作用于观众而爆发,再完成使观众情绪由痛感到快感的转化的其运行机制,得出"悲剧力量"是悲剧快感的内核的结论。并且"悲剧力量"的发生和转化机制都经历了一个"我—人—我"的过程,这指向了"认识你自己"的古希腊经典命题。     

论“命运”与具体命运观

命运一词来自民间和宗教,但要深刻理解各种命运观,就须揭示人生社会的内外普遍规定性;适当正确的命运观应当是自我规定为主导,自我规定与外在规定相辅相成的命运观;这个具体命运观引申出来的人生教益,可以决策自己和命运抗争,使自己具体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自由。     

人生·命运·人性——《活着》主题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虽然故事简单,但主题内涵却深刻而丰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解读.从"对人生的思索"、"对命运的追问"和"对人性的展示"三个方面对<活着>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主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直指人的内心,叩击人的灵魂,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功力,体现出作品的无穷魅力.     

“内圣外王”还是“外王内圣”——评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兼论“西体中用”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本文无意全面展开这一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阐明它的所对以及它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指出"内圣外王"是一个生命呈现的问题,展示了人类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情与理、圣与王、内与外、孟与荀等的关系问题也就只能在此生命呈现与历史过程中有其区分的意义,并随之而展示其自身.     

“兔子”与现代人的命运——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琐谈

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以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为线索 ,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与命运。在作品中 ,现代人所受的压制与束缚及人的根本上的不自由 ,被浓缩于“网”的象征中 ;现代人的精神委琐与反抗的无力 ,来自于求而不得的意义的缺失 ;现代人前途与命运的悲观既体现于心理层面 ,也体现于历史层面。四部曲主人公哈里的人生历程的展示 ,让人看到作者厄普代克的忧虑     

“疼痛”与“争斗”——毕飞宇《青衣》中的生存困境

毕飞宇的小说《青衣》通过对女主人公筱燕秋命运遭际、心路历程的抒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生存悲剧,更揭示了人性欲望、命运轮回对人的异化及其造成的人生困境。     

是服从,抑或是抗争?——评A.S.拜厄特《占有》中的女性形象

《占有》是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多个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其一,"天使"——家庭的牺牲品;其二,"看不见的女人"——孤独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其三,"新女性"——追求独立与自我实现。三类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服从或抗争,其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谱写成一部完整的女性史。分析不同类别的女性形象,有利于揭示女性的不同命运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色·戒》看张爱玲的“人生如戏”意识

张爱玲“人生如戏”的意识贯穿于她的小说《色·戒》。小说的写法、情节安排上处处有意识地展示戏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小说把人生的戏剧化归结为生活的庸常化，显示了张爱玲对人生原本庸常的认识；借助主人公王佳芝等一群年轻人的经历，展示了她对人生的独特发现：人总是在寻找戏剧化的欲望下推动人生，而这一过程又表现出本能的无意识。     

奥尼尔"心理命运"视角下的现实生活

"心理命运"是奥尼尔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在探寻"新上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父母之爱对子女的影响在人生中起决定作用,同时,子女的自由意志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作家以此观点为视角,审视人生、社会及自己的作品,关注"心理命运"不同的表现形态,并得出独具特色的结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审美的盛宴——试论中国人“吃”的形上意义

中国人将"吃"从补充身体所需能量上升到精神生活的层面,使"吃"成为饮食主体的"知"、"情"、"意"有机统一的"外化"过程、"心态"抒发过程和精神性自由活动过程.因此,中国人是以一种诗性的目光来现照和对待"吃"的.这种对"吃"的诗性体认,不仅将"吃"变成为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活动,而且使"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中国人因之学会了以一种诗性的眼先看待外部世界和社会人生,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艺术--集物质与精神的价值于一体,把自己的现实人生艺术化.     

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

白先勇和张爱玲作为中国台湾和大陆两位不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其作品在很多方面共同体现了女性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现着女性的悲剧命运,游弋于尘世的浮萍人生,悬浮于乱世的月光爱情,迷失于莫测的命运罗盘。他们在各自的文学领域中书写着他们感悟到的女性命运,在平凡的故事中展示了女性的永恒困境。     

论“献祭”心理对西方悲剧“悲剧张力”的建构

西方悲剧作品在其悲剧性情境的营构中,潜藏着人们对"恶"的恐惧而搬演的集体性情绪的发泄与传达,及对献祭心理图式的搬演.献祭心理包含着"媚神"、"悲神"及"辱神"三种心态,在"恶"的命运主题,献祭的品性赋予了悲剧命运感、神秘性和祭典性等因素,塑造了悲剧"严肃"、"崇高"、"阴郁"品性,使得悲剧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情绪,在类似祭坛的剧场中发挥作用.同时,献祭心理始终贯穿其中,支持着这种"祭典"的完成,使得观众在"玷污"与"圣华"牺牲中疏散自己的怜悯与同情之心,达到某种程度的圣华与升华,在悲剧情绪净化的同时,使得悲剧张力得以扩张与收缩.     

对沉默者"实"利的坚守--论赵树理对农民的关注视角

三晋文化中"实"的浸染与底层人生阅历中对"实"的体认,使赵树理无论是参加社会革命实践活动,还是文艺创作,都把这种为农民"实"利的追寻当成了自己最高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标准使赵树理在关注农村时呈现出与鲁迅异样的特色,同时造成了他一系列的命运波折.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哀情”与“高情”抒写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海伦娜的“心盲”与姜长安的“心锁”——比较《午间女人》与《金锁记》中两个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

《午间女人》中的海伦娜本是一个聪明伶俐,坚韧顽强的姑娘,但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人生变故后逐渐失语,变成了一位"心盲"的女性;《金锁记》中的姜长安本是天真烂漫,单纯质朴的少女,因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戴上了"心的枷锁"。女性身份是这两个人物形象最显著的共同点,也成了解读她们悲剧命运的关键所在。     

论《白狗秋千架》的“等待”主题

莫言短篇经典《白狗秋千架》女主人公暖两次无望的等待造成了自身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而等待的主体、等待的客体,在人生命运转变中,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和作用力,暖抛弃了传统的顾影自怜的凄美心态,表现的是一种决绝坚忍的个性特征,而被等待者"我"对暖半生等待的思考与回应,实现了传统文学"等待"主题内涵的增殖。     

“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调和——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研究

作为一个擅长描写女性角色的女性作家,张爱玲翻译海明威彰显男性气质的作品《老人与海》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女性美"和"男性美"奇妙碰撞的过程。译本中张爱玲对老人与大海、乌龟、鱼、鲨鱼关系的诠释,很好地展示了老人复杂、丰富的人生和情感世界,体现了老人"壮烈"背后的"苍凉","飞扬"背后的"安稳"。在表现老人勇敢、坚毅的同时,也挖掘了老人安静、温存、孤独、内疚、怀疑、服输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对老人的诠释是老人人生和情感世界"飞扬"的一面和"安稳"一面的调和,也暗合了她的创作标准——好的作品应该有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