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抚治与明代十堰的水利建设

明朝成化年间郧阳抚治的设立,为抚治驻地十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一代代郧阳巡抚的督导和支持下,十堰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作为公共设施的水井建设成效显著,汉江航道的运输条件也明显改善。水利事业的进步不仅为十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区域地位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十堰的区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洪谟《流民说》及其实践

针对明朝中叶严峻的荆襄流民问题,周洪谟作《流民说》,大胆突破祖宗"山禁",提出仿东晋侨置郡县之法安置荆襄流民。朝廷在安置流民失败后最终采纳其说,并派原杰等人组织实施,取得了稳定一方的效果。     

国家景观的制作 ———以明清时期荆襄山林为中心

明代前期,被封禁的荆襄区域逐渐由逃离至此的流民 / 山民发展出栖居性景观。 栖居性景观 的逻辑是逃避国家,它通过亲和山林地理生态的居住方式、刀耕火种以及山地作物得以再生产。 栖居性 景观内在地抵制着帝国的统合并吞噬着帝国的财政人口。 到了明代中期,荆襄山禁遭遇流民的大规模 爆发与流民的反叛。 为了完成“化盗为民冶的治理目标,帝国在荆襄的代理人积极地制作国家景观,以此 替代流民 / 山民所处的栖居性景观。 帝国采用了“由郧阳居中以制四方冶的景观型构。 政治景观与日常 生活 / 生计界面的景观被相继营造出来。 国家景观以结构持久性的在场形式再生产主体,最终完成了对 荆襄的整合。 可见,景观,作为介质,既是“身外之物冶,又使“身临其境冶;它“以静治动冶,将宏大的帝国 与日常实践的交互作用贯穿起来。 也因此,国家景观的制作,为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 项景观政治学的案例。     

诗意地旅行———简析王世贞武当山诗歌简

明朝“后七子”之一王世贞才华横溢，以诗文闻名于世，独领文坛二十余年。他与武当山有着不解之缘，任郧阳抚治期间，游历过武当山留下五言、六言、七言杂咏共百余首诗歌。本文拟从王世贞和武当山的关系入手，通过写景、记人、述事和慕道四方面对王世贞武当诗歌作以分析和研究，揭示其中深层次内涵，并挖掘其现实意义。     

一个多元管理体制的典范——“荆襄”管理体制初探

"荆襄"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明清两代所指实为楚豫陕川四省交界地区。成化年间,明朝开始在此构建繁复多元的统治网络。荆襄"控制三藩",是明朝加强多省交界地区统治的典范;荆襄界邻数省,管理难度极大,其军政体制的形成,是一个与湖广分省相应,并不断调适的过程。明代荆襄虽然具有"省"的一些特点,但其本质上是"边"与"镇",而非省。     

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时期赣南的族群关系

明代的“寄庄人户”、清初已入籍的“流民”与土著的冲突构成了明清时期赣南族群冲突的主线，而前者与“化外”的“畲”、“猖”等人群最本质的差别乃是他们都被纳入了“国家”统治体系。因此，可以认为，流民与土著产生冲突并形成各自心理认同的前提是，流民接受“国家”统治，开始具有与土著同样的国家认同意识。     

狂飙下的修补——胡林翼抚鄂刍论

1853年初太平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狂飙疾扫湖北,然后顺流东下,直取南京。在定都南京后,又再次西征,在湖北境内取得了三克武昌、四下汉阳的战果。江汉平原及楚东膏腴之地,尽为太平军所有,兵锋直逼荆襄,而“荆襄南北关键,武汉又荆襄咽喉,武汉有警,邻疆震惊,控制失宜,南服皆阻”。整个南中国,以至北方的顺直诸省,自明清以来,就依赖江汉、鄂东、洞庭三平原的粮米供应,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太平军控制、出入这一地区,无论是军事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是清王朝所无法承受的。于是,清王朝的能臣干吏胡林翼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于多事之秋,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抚鄂生涯,且抚鄂又是他一生“功名事业”的顶峰,并最终为清王朝殉职在湖北巡抚任上。对清王朝,他可算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诗意地旅行——简析王世贞武当山诗歌

明朝"后七子"之一王世贞才华横溢,以诗文闻名于世,独领文坛二十余年。他与武当山有着不解之缘,任郧阳抚治期间,游历过武当山留下五言、六言、七言杂咏共百余首诗歌。本文拟从王世贞和武当山的关系入手,通过写景、记人、述事和慕道四方面对王世贞武当诗歌作以分析和研究,揭示其中深层次内涵,并挖掘其现实意义。     

论朱高炽的历史地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由于他在位不足一年，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渡过的，因此他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地位往往为后人所忽略；但事实上，他是明朝前期继朱元漳和朱棣之后的重要统治者，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在永乐时期协助朱棣治理大明帝国，二是在洪熙时期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改变了永乐时期的开创性国策，结束了明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首创利国利民的“仁宣之治”，使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新时期。     

南朝地方官吏对开发江南地区的贡献

南朝时期是江南经济进一步开发和发展时期,南朝地方官吏在江南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辟农田、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设立学校、教化民众,促进社会进步;安置流民、安抚少数民族,维护地方政权的稳定;依法执政、恩威并济,维护地方治安;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提高防灾救荒能力;赈灾救荒,稳定小农经济;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百姓。这不仅为后代树立了“循吏”、“良吏”的楷模,而且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和犀重的历史积淀。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

在明代史籍中 ,对宣宗孙皇后多有褒词。其实 ,这些记载多属不实之词 ,需予以澄清。孙皇后在明代中叶政治中所起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 ,孙皇后在宣德时期争金宝 ,废元后 ,变乱宫闱 ,促使明朝政治由清明向腐败转变 ;其二 ,孙皇后在正统“土木之变”时期 ,阻挠成阝王朱祁钰即位 ,影响抗击瓦剌入侵准备工作正常进行 ;其三 ,孙皇后在“夺门之变”这个导致明朝倒退的宫廷政变中起了消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孙皇后在明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转变中 ,确实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刘通、李源领导的郧阳山区流民起义

明王朝中期,统治者日益腐朽,赋役剥削益趋加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水旱灾害严重泛滥,饥荒几乎遍及全国.特别是自明英亲正统(公元一四三六年)以来,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局面经常动荡不安,处于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不断发动起义,同封建地主阶级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公元一四六四年和一四七○年,在湖北郧阳山区一带爆发了刘通、李源领导的流民起义.明王朝的统治者面对这次起义惶恐万状,深为忧虑.他们曾多次派遣文武官吏,调集重兵,“招抚”与屠杀两手交替使用,花了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将这次流民起义镇压下去.本文试就这次流民起义的有关问题,初步地进行一些探讨.     

浅谈清代流民对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

清代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历经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九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清代流民在这近三百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顺康时期，清政府虽然是针对辽东地区日益残破的局面而提出“招垦”政策，但从客观上却为吉林地区农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雍乾嘉时期的“封禁”政策，再到道成同光时期由局部的“弛禁”到全部的“放荒”政策，广大流民为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过程申他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顾佐与“仁宣之治”

顾佐在明朝“仁宣之治”时期,顺应时代的需要,对吏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其中对都察院的整治及十三道御史的约束,对不法宦官的打击和对权贵的纠弹,有效地澄清了吏治,推动了“仁宣之治”的形成和发展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元代海南的黎兵

从元初的黎兵,黎兵万户府的设立、罢废与复立,黎兵万户府与屯田机构的关系,黎兵万户府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元朝政府使用黎兵以“治黎”的原因,黎兵与土官制度的关系,如何评价黎兵制度等7个方面对黎兵进行了论述。     

甘肃一地两“庄浪”之名探析

“庄浪”一词来源于藏语，为野牛沟之意。明朝建立后，黄河以南陕西布政司以府州县管理，设有庄浪州，后降为庄浪县；黄河以北陕西行都司以卫所制度管理，设立庄浪卫，故而形成了甘肃一地两“庄浪”。河西庄浪，清朝废卫设县后改称“平番县”，解放后又改为“永登县”，河东庄浪县名则保留至今。     

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

棚民,是明中叶后,主要是清代出现的一种特殊流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①,据雍正二年清查,通省十三府,“除九江、南康、抚州、建昌四府无棚民外,九府共计一万五千余户。”②乾隆年间,赣州府定南县,因“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剧,”③升县为厅。乾隆以后,江西棚民大规模的流徒已不见史载。本文所论仅限于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定居及由此而来的土客籍融合和矛盾这一侧面。其目的有二:一是从棚民入籍、土客籍融合看棚民的流徙对近现代江西居民构成的影响;二是为近现代史上江西土客籍矛盾追溯它的历史渊源。不当之处,还望史学界前辈指正.     

论早期荆楚文化与汉水流域的关联性——以史前至三国为考察中心

自炎帝神农以降,荆楚大地开始了文明的历程。史前蒙昧,炎帝神农植五谷、尝百草,点亮了荆楚文明的曙光;先秦时期,楚人创造了恢诡谲怪、惊采绝艳的楚文化;秦汉之际,楚人揭竿而起推翻暴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毋宁说是汉承楚制;三国纷争,荆襄地区是南北交通要道,为天下瞩目,群雄逐之。所有这些构成了荆楚文化早期的壮丽篇章,所有这些无不与汉水流域紧密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