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轻罪治理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随着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轻罪人数的持续增加已成现实。然而，因为我国的前科制度，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现象，这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基本要求，也有违刑罚的正当性，故有建立前科消灭的必要。前科消灭的立法模式，可以采取“两步走”的刑法典方案：先以轻罪主体为先导，再覆盖其他重罪主体。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可以罪质、悔改、时间、程序要件为重点设计。前科消灭后，对犯罪人的“规范性评价”不复存在，并恢复刑事与非刑事领域受损的法定权利。为确保前科消灭的效力统一、有效运行，还需统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制度，并清理刑法外不合理的前科规定。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增权视野下未成年犯矫正社会工作实务探析——以广西河池市X司法所为例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重刑倾向使司法工作者较少关注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失权”处境。增权既有利于帮助该特殊群体提高适应生活的能力,又有利于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再社会化。对广西河池市X司法所的介入研究发现,从个人、人际和环境3个层面为未成年犯增权,有助于将“他助”转化为“自助”。同时存在案主客观问题易被忽视、社会工作者在矫正社会工作中缺乏独立性、工作成效受限等问题,建议从丰富增权理论运用模式、提高社会工作者地位认同、凝聚多方力量群策群力等层面进行优化。     

公共政策执行视角下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信宜市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决定了政策方案能否实现及实现的程度和范围。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角度切入,结合信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工作的执行情况,认为可从政策宣传、执行准备、实施试验、政策推广、控制监督五个环节来评估新型合作医疗执行工作的效果。     

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

死刑是对人彻底的伦理否定,因而其适用标准应当受到正义与人道价值的约束。按照等量正义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有预谋地杀害无过错的被害人的故意杀人案件;按照人道价值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彻底表现为伦理恶的被告人。自首表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或者至少其停止继续实施犯罪,因而对自首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般不能得到人道价值的支持。舆论常常将被告人扭曲为"公众妖魔"进而强化道德恐慌,容易沦为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明确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可以建立司法与民粹主义有效的隔离墙与防御机制。     

论刚柔相济管理模式下的企业执行文化建设——以煤炭企业为例

企业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执行”,衡量企业管理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执行的结果”。因此,执行文化的建设就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以企业执行文化的构建为中心,从刚柔相济管理模式的内涵入手,以煤炭企业为例,着重从刚性管理与执行力的养成、柔性管理与执行意识的提升、刚柔相济与企业执行文化的形成等方面展开企业执行文化的构建过程。     

腐败犯罪治理的“严酷刑罚”与“严密法网”——兼谈法律伦理的刑法解释机能

为回应当下强力反腐的现实需求,《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通过创设终身监禁、控制减免刑责、追加财产刑、资格刑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大幅度地提高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以图有效打击严重腐败犯罪。但是,这种通过简单推行严酷刑罚来遏制腐败犯罪之做法,可能导致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并非最优策略选择。就刑事实体法而言,治理腐败犯罪应从严密法网入手,通过解注、修改法条以及强化法律伦理的刑法解释机能,将诸危害巨大、频繁发生的准贪污贿赂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之范畴。     

跨区域规划的执行机理与系统优化——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文章首先分析了跨区域规划的执行机理、执行模式。发现跨区域规划执行是一个竞争协同的网络结构,该网络从竞争性协同走向协同性竞争,通过自我集聚与交互集聚的耦合,学习、创新与选择机制,专业化与集群化的内在结合促进规划的执行,并按照最高协同机构主导型、产业集群主导型、区域中心城市主导型的模式演进。最后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提出跨区域规划执行的对策。     

化解“执行难”新议——以执行权配置的“警察化”为中心

"执行难"的根本症结在于执行权"警察化"配置的缺失,与执行权的属性与机构的配置无必然的联系。现有的研究囿于"权属与机构"等宏观层面的研究,研究繁荣的背后有重复耕作之嫌,没有抓住化解"执行难"的现实需求。"疲软"的执行实施权无法满足强制执行所需迅速有效执行的要求,赋予执行人员相应的强制权,实现执行实施权的"警察化"是化解执行难的根本途径。     

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以《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为中心

中国当前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存在权利救济情形过少、权利行使主体单一、权利行使方式不当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是基于立法者忽视执行和解协议天生具备的私法属性,采取债权人中心主义与效率价值优先理念违背了利益衡量理念和多元价值衡平思维。为完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理念上,应以比例原则与效率与公正衡平原则指导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在具体规则上,应修正将执行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完全等同的制度设计：在权利救济情形层面,划定除显失公平外的所有实体法效力瑕疵为权利救济情形;在权利行使主体层面,根据实体法效力瑕疵类型重新界分权利行使主体;在权利行使方式层面,增设执行完毕后当事人权利实现的诉讼程序。     

对征地制度中土地补偿标准问题的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逐步完善,现有的征地制度的不适应性却日益显现,其中征地制度中的土地补偿标准问题尤其突出。以甘肃省为例,解决好征地制度中的土地补偿标准问题,可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切实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认知语境”与“翻译表诀”——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

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对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知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标准的原则问题.有关翻译标准与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是在"认知"与"表达"上的不断争论与妥协.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认知程度的不同决定翻译的水准高低,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认知的差异.从"认知"角度来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翻译似乎无确定的标准,然而,归根到底,译者在"认知"基础上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能离开"准确"和"忠实"这个根本."准确"是对译作的效果而言,是相对的,"忠实"是对译志的态度而言,是绝对的.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承认与执行规则——以“一带一路”为视阈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在全球贸易向更深更广层次迈进的进程中,由此产生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其样态和类型也更具复杂性。就目前而言,建立统一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基于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以及投资规则趋同化的态势,尝试制定统一的投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能够为构建诉讼、仲裁和调解“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应当涵盖五个要素,即:推定互惠规则、管辖权审查的规则、程序正义规则、效力审查的规则以及公共利益例外规则。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可参照《纽约公约》制定。     

法律与道德的理性反思及其批判——以“挟尸要价”行为分析为切入点

“挟尸要价”行为的责任归咎是道德与法律内在交织与相互博弈的现实体现,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界限并不是阻却二者的天然屏障,达致公众认同的秩序效果暗舍了二者内在的价值沟通。“挟尸要价”不属于民事或行政违法行为,从现有的规范性体系进行考察,因其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理当划入犯罪圈的调整范畴。该事件的归责背后潜伏着诸多隐忧,厘清责任承担主体并正视现已揭示出的现实问题,既是法治时代对正义价值的呼唤,也是预防今后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当然选择。     

“非遗”语境下信仰因素内涵探究——以端午节为例

在＂非遗＂运动甚嚣尘上的当下,应注意探究和开发＂非遗＂事象中所蕴含的信仰因素。这样才能从民俗文化＂内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其内涵,探索其传承机制,从而达到真正尊重当地民俗文化传承主体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这一理念也有利于对＂非遗＂概念进行全面的理解,从而推动＂非遗＂运动的健康发展。而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俗文化产业才能呈现出良性循环之势,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充分认识和理解＂非遗＂中的信仰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两岸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构想——以《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为示范

仲裁作为解决两岸民商事纠纷的最佳途径,关键在于仲裁裁决的双方相互承认与执行.海峡两岸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颁布了<台湾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就两岸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有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但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且难以互动,两岸的仲裁合作很难顺畅地开展.在有着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两岸应以<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为示范,扬长避短,制定<关于内地与台湾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促进两岸民商事交往和谐稳定地发展.     

“性贿赂”惩戒刑罚化探析——以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为视角

在当下我国的贿赂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其方法、手段也日渐多样化的情形下,我国刑事立法把贿赂犯罪的贿赂物限定在财产性物质上其弊端日渐显现.权色交易已不属于私德范畴,而是属于公德范畴并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将性贿赂入罪虽存在定罪量刑、取证、证明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但是,这是立法技术问题,不能以技术操作的困难来否定立法价值.     

在当代语境下试论水彩画的“求真”与“创新”——以湖北水彩为例

水彩画作为一种舶来之物,在中国的发展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它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后期,可谓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然而,我们细观之,会发现水彩画特点也是南北有别,风格各异。如海派水彩水色淋漓、概括洗练;北方水彩层层透叠,精美细致;湖北水彩干湿结合,形式多样;我们或许可以从作品上分辨出作者大致来自哪里,但是,这绝不是标签。手法可以各异,而创作观念却是相通的。求真与创新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不竭动力。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