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从杜甫与白居易的忧民歌吟看主体的"仁"格差异

在以外施人道、内修人格为特征的儒家"仁学"思想模式及以阐发礼乐为目的的儒家诗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文化语境下,唐朝的诗坛上升起了两颗现实主义巨星--杜甫与白居易,他们忧民歌吟所抵达的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境界的高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任何诗人都难与俦比的,他们生命的过程就是各自用忧民歌吟诠释主体道德人格的过程.但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又使同样以仁善为怀的主体道德人格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苦身利人"式的平民诗人与"推己及人"式的贵族诗人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可以通过其忧民歌吟在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等层面上透视出来.     

深远、高远、平远:从杜甫、李白、王维诗歌看盛唐诗歌之美的三个维度

盛唐诗歌是华夏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诗圣杜甫以其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为盛唐诗开出了深远美之维度;诗仙李白以其古风之志和不羁气骨为盛唐诗开出了高远美之维度;诗佛王维则以其宁静平和的心境为盛唐诗开出了平远美之维度。     

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的“双璧”——《炉中煤》、《太阳吟》之比较

通过对郭沫若之《炉中煤》、闻一多之《太阳吟》的分析比较，论证了两位爱国诗人“五四”以后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诗歌主张诸方面之异同及产生原因。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自主发展道路——论中国道路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不得不向苏联学习,但同时也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它曾经使我国取得了“一五”计划的辉煌成就,但是,到1956年左右,苏联模式的弊病不断暴露.苏共二十大后,我们以苏为鉴,试图修正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式的自主发展道路并不顺利,始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继续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功,而且最终突破了苏联模式.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根据本国实际和人民的意愿和能力来选择自己的道路.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实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 ,可把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 ,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 ,或称之为迟到的工业化。中国新型工业化有与传统工业化不同的历史任务和特征。对于推行新型工业化的中国来说 ,“崛起”有其特殊的经济含义。中国的“崛起”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必须依靠对外的和平合作来实现。“和平崛起”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意愿” ,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基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进行自觉、长期、艰苦的和平建设的结果     

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简析——从民族独立到和平崛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之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了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时期在全球化进程中探求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路径,仍然必须把独立自主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点。     

从“中苏论战”到“中国道路”--《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评介

对“中苏论战”的探讨,长期以来是个敏感的话题。《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一书是探讨中苏论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得力之作,探讨“中苏论战”的缘起和实质,研究“中苏论战”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影响,指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显著创新性。     

政治发展的关键:政治秩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政治秩序是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中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观点 ,可见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建设之重要意义。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

从某种意义,一部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本文分析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人性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得失,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历史发展.     

编辑臧克家研究——兼探编辑规律是什么

臧克家编辑活动具有实践、理性、自觉的对编辑规律探索特点,在上世纪中国文学诗歌媒体界曾出现过“臧克家编辑现象”,这一现象本质上包含一种与编辑规律的吻合。在编辑的编作方式或著作方式中,编辑思维方法与出版物内容形式相关联,反映物质精神世界和文化生产趋于对称性、和谐性的关系。“提高,而不忘记普及”:同毛泽东、陈毅、郭沫若等过从密切,切磋诗艺,不时“索稿”;“工人、解放军诗歌”及“民歌”作品跻身《诗刊》;“团结了老中青三代诗人”;“尽力拉一些名作家的稿子”:编辑《毛泽东诗词鉴赏》,邀约众多名家参与撰文;尊重“作家的创作劳动”:维护作品原貌、风格及作者权益、权利,并为此而呼吁;“自身的责任”“与自然万物合一”和感受“快乐”的编辑观:以欣赏的心境与作者作品进行“沟通”,将能“把眼泪滴在文章上”的好作品推介给读者。研究编辑臧克家,可以从中认识和解读编辑规律是什么。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之翻译、传播与接受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越来越引起关注。通过统计近十年国内中文期刊(包括会议论文集)涉及到杜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类文章,从翻译对话性角度出发,对杜甫诗歌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对杜诗学未来的发展和具体实践进行简要评述。     

北宋中期杜甫及其诗歌地位的升格略说

北宋庆历以来,诗坛以学习韩愈、李白诗歌风格语言为主。这种情形在嘉祐以后开始变化,李、韩的光辉慢慢褪隐,而杜甫的形象日益光大。熙宁以后,杜诗的经典化进程加快,终于在随后的元祐时代得以完成。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     

百年歌苦与千秋盛名:诗人杜甫的被理解与被误解

杜诗经典地位的确立经过了由唐至宋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杜甫生前无人知赏而名不甚显,在宋代文化背景下,杜诗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宋人在理解杜甫并研读杜诗的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解与误读。经过宋人多方面的极力揄扬,生前寂寞的杜甫终于赢得了千古盛名。     

以傅证傅——谈《傅青主手批杜诗》的作者问题

关于《傅青主手批杜诗》一书是否真出自傅山之手,学术界尚有疑问,没有定论,至今还没有新的相关文献资料出现。笔者在文献资料短缺的情况下,以傅山本人留存下来的其他作品、资料为证,"以傅证傅",论证傅山手批杜诗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并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望能平学界之争、解学界之疑。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感时抚事 哀乐悲舞——杜甫乐舞诗的主观情致与客观表达

杜甫的诗歌创作题材丰富、涉猎广泛,浸染于繁盛的唐代乐舞文化之中,他以其敏锐的诗人气质与醇厚的乐舞素养,通过乐舞诗创作感时抚事,哀乐悲舞,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乐舞文化的深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