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巴金中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本文试图通过对巴金中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的分析,探究巴金小说爱情描写的独特性和它在作者整个创作中的位置与意义,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巴金创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征.爱情线索与作者的“曲笔”《灭亡》《新生》和《死去的太阳》,是巴金早期的三部中篇.主要表现大革命时期,走向社会的青年革命者的斗争生活,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但三部作品都贯穿着重要的爱情线索。这些爱情的描写,在作品中各有其用,而其共同之点是把爱情作为一种“曲笔”,借以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感情和体现其创作目的.《灭亡》,从根本上说不是恋爱小说,巴金渲泄的不是爱情上的苦闷,也不是一般地表现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主要是抒发对罪恶社会极端曾恶的感情,表现在现实面前极端愤懑的心境,同时赞颂杜大心为信仰而牺牲一切的崇高人格.这些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杜大心与李静淑的爱情描写来达到的。作者曾自述道:“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①。“我曾用了一点曲笔,加了一点爱情故事,而且造出杜大心与李静淑的关系来。”他还指出《灭亡》第十章《爱与憎》(主     

评《老张的哲学》的人物形象塑造与人物结局

一、“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老张永远活在广大读者和人民心中的老舍先生,除了于一九二二年冬在天津南开中学教授国文时,为校刊写了短篇小说《金铃儿》外,他真正的处女作,是在英国写成的并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国内的《小说月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老舍先生的创作历史应由《老张的哲学》算起。《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英国写成的。他在《老牛破车》中谈到这部书的创作体会时说:“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玩”的。但是当我们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时才明白:作者哪里“只是为写着玩”的?分明是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把批判和揭露的矛头对准了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满目疮痍的旧社会,这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称自己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有些相似之处。读完了《红楼梦》才知道“荒唐言”不荒唐,作者的“心酸泪”没白流;读完了《老张的哲学》才知道,作者说:“我只是为写着玩”的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对中国旧社会的辛辣而幽默的讽刺。不信,请看看作者笔下的小说主人公——老张的惟妙惟肖的形象,下面是老张为了给小绅士孙八暗中买小老婆而进行的秘密谈话:     

评《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

<正> 《灭亡》是确定巴金文学道路的奠基作,也是描写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生活的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作者在小说中集中笔墨刻画了主人公杜大心投身革命后的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他的思想性格化点,“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作者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以激情的笔触塑造杜大心的时候,通过渗透、寄托的办法,也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因此,他讲“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社大心毕竞不是作者,他有着作者当时也并不同意的东西。作者声称:“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不是杜大心底信徒”,“我对他的态度是很公平的。我     

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形式论

中国３０年代现代派小说家的形式意识特别强,可以说,“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流派的小说家像他们那样重视艺术形式,专注于作品形式本体的探索。穆时英１９３３年在《南北极·改订本题记》中说:“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这说明穆时英当时是将“应该怎么写”即艺术形式作为构思的中心的。后来在《公墓·自序》中,他又强调“《上海的狐步舞》是作长篇《中国一九三一》时的一…     

论《原野》

《原野》自1936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多执否定态度。杨晦的《曹禺论》在40年代是一篇有影响的长文,文中判定“《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20余年之后,远在海外的刘绍铭博士写了一部同名论著,对曹禺的全部作品做出了一概否定的评价:“失败”、“浅薄”、“写得坏得可以”。后来他考虑到“几点客观因素”,觉得这种“论点失诸持平”,但仍然认为《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剧的观点,都是随波逐流的”。甚至作者曹禺在1978年5月和赵浩生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原野》不算成功”。当然,也有执肯定态度的,这从唐弢的文题即可看出:《我爱<原野>》。1987年吴建波发表的《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一文,从心理学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原野》作了新的考察。他的结论是:“仇虎是一个复仇的农民形象。他的复仇性格,凝聚着中国文     

“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谈巴金《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

<正> 《死去的太阳》是巴金继《灭亡》之后写的第二部中篇小说。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吴养清尽管不如《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丰满,但在巴金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序列中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者曾说,他的这部以五卅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是要“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如果读者觉得我底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巴金《死去的太阳》序)由于作者真实地刻画描写了吴养清在五卅事件中的思想面貌,就使我们通过他看到了二十年代中国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面影。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要了解那个历史情境中某些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要了解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历程,这本小说还是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的。     

刘章散文漫论

刘章以诗名世。他的诗面向生活,抒发真情,风格质朴,流美有味。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因为无论从内容观照还是形式表现来看,他的散文都具有被生活和艺术的法则所肯定的独特美质。首先,就作品内容看,这种独特美质更多地体现为“真诚”二字,或者说,更多地体现于作者的赤子之情。 刘章的散文按题材可以划分为家乡生活和家乡以外的生活这样两大类。这两类作品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是五色杂陈。有饱蘸笔墨直接抒写乡情的,如《乡情》、《归家忆》、《山行忆》等。也有通过赞美家乡的山川、风物侧面流露乡恋之情的,如《雾灵春色》、《烟豹二洞志》、《石砚潭记》等;有随作者游踪履痕记述四方风景名胜的,如《天下第一盆景》、《观响山》;也有借描写乡里故实、民间风俗采溯人生百味的,如《黑石》、《家狗记》、《掏獾》、《搭石》等;还有作者感抚世事、追怀故人的篇什,如《风筝魂》、《芳草魂》、《千岁叔叔》等。然而在这些各不相同、异采纷呈的作品中却贯注着一条鲜明的“血脉”,这就是真诚。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关于郑思肖的生日及其他

郑思肖是我国宋元之际著名的爱国诗人兼画家。关于他的生卒年,曾有过各种说法。据其传世《心史》所记,当是生于1241年。《辞海》郑氏条既根据《心史》认定郑氏生卒年为1241～1318,但又说《心史》“或疑为后人伪托”,显得自相矛盾。其实《心史》绝无可疑,其关于郑氏的生年即是一例证。元、明人有关郑氏的记载中,曾提及他著有《太极祭炼》一书,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此书已佚,但我于明正统刻《道藏》中发现收有此书。以此书序跋诸文与《心史》对读,益知《心史》非伪。此书作者自     

从《紫钗记》到《牡丹亭》——汤显祖创作思想的飞跃

在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和《牡丹亭》都是以爱情作为主要线索,来描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反封建的主题的。对同一作家不同年代的相似题材的作品加以比较,最能看出高低上下,最能看出作者的世界观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本文试图在《紫钗记》和《牡丹亭》的分析对比中,来探求汤显祖创作思想的发展进程。     

曾巩《墨池记》艺术风格评析

由欧阳修延誉奖引而蜚声文坛的北宋文学家曾巩,以散文名传于世,身跻唐宋散文八家之列。他的散文,风格稳健,叙事议论委曲周祥,词平语淡而思绪明晰,作品为数众多。《战国策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南齐书目录序》、《墨池记》、《宜黄县县学记》,《醒心亭记》等,均是久传不衰的名篇。其中《墨池记》,以历史轶闻为题,     

面对《无鱼之河》

<正>孙国章的第三本诗集《无鱼之河》(济南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篇篇都是短小精致的短章。最短的,如《流云》“栖落在荷塘上/卧听蛙声”,只有十个字;像《海边》“月亮织网/捞鱼的梦”,仅有八个字;而《寻梅》“独对/寒天/喊雪”,才六个字。这比古诗中的绝句还要短小得多。当然,单是短小,并不值得称道。关键是看有没有属于自己创造的艺术意象,有没有包孕着丰富的耐人咀嚼的诗情韵味,有便是好诗。在国章的这本诗集中,他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全新的意象。比如,他表达见到了盼望中的对象时的欢快心情,用了“虚掩着的心/飞出一只鸟” (《见到你的时候》);写苦苦等待情人的心情,用了“心在风前/站成一棵树”     

当代文坛文学批评中的几种偏向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在回顾他小说创作的经历后,居然愤愤地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1鲁迅当年所指出批评界“举之上天”、“按之入地”的现象,在当今文坛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要么是恣意吹捧一味抬高;要么是酷评骂评无端贬抑,形成文学批评界非正常非学术的批评状况,无怪乎有人将这样的文学批评视为“红白喜…     

忆秋白

二十年代初期,我在北大求学,曾在晨报馆找到绝版书《俄乡记程》和《赤都心史》,那是秋白作为特派通讯记者采写的实录而在该报连载的。读了之后,使我了解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实际情况,知道革命创业的艰难。革命,并不是美丽的幻想,要达到胜利,必须经过艰苦奋斗的过程,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最初读到的秋白作品,以后又常听到他的名字,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他是我的前辈。     

仰韶文化“鱼纹”和“人面鱼纹”含义的再探讨

<正>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具有蟾蜍和三足乌的内含,蟾蜍和三足乌在历史上分别是月亮和太阳的象征。而我国古代的华夏族就是以月和日为标志的民族,他们就是《史记·五帝本记》中黄帝之下留有姓名的昌意、玄嚣二支。庙底沟类型的遗存就是他们共同的文化遗存。本文可以说是该文的续篇,着重探讨一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纹饰上“鱼纹”和“人面鱼纹”的含义。不确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知识分子立场和现代性承担——读李新宇《走过荒原》

李新宇先生在《走过荒原》中这样描写真正的作家：“他知道什么是大众的真正利益，并为此而思索和斗争。他同情大众的不幸，但决不与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而是时时不忘启蒙的使命。”李新宇先生看来，真正的文学家一定同时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包括真正的文学家。     

巴金早期短篇小说人物形象漫谈

<正> 巴金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有七十多篇,汇集在《复仇集》、《光明集》、《抹布集》、《将军集》、《沉默集》(一、二)、《沉落集》、《神·鬼·人)等十三个集子中。这些作品塑造的异族和本族人物形象十分丰富多彩。研究巴金早期的文学创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时代的广阔社会生活,也有助于了解这位毕生耕耘不辍的文学大师所走过的一段道路。在前辈作家中,描写外国异族生活和人物的,巴金是最多的一位。巴金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各国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斗争,除了因为他极为熟悉西方社会外,是他认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活力、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复仇集·序》)这便是说,他是为了表现整个人类,并借助外族生活来寄托他对     

通俗的形式 独到的见解──读刘济昆

1993年5月，我和刘济昆先生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上相识。从此，鱼雁往来，友情不断加深，对他也逐渐有所了解。1993年9月，我俩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小说国际研讨会”上聚会，畅谈良久。至今我阅读过他寄给我的书籍已有十几种，可以就刘济昆的作品作篇文章了。刘济昆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最现代的诗》一文，被香港老作家刘以先生收入由他主编的《港岛明珠》一书。他的《文革大笑话》、《牛鬼回乡记》、《中国文坛游记》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胜炙人口，享誉海内外。《文革大笑话》、《牛鬼回乡记》可说是当…     

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命名的同题散文 ,记写的不是以牙还牙的复仇行为 ,而是表达了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对那些无聊的看客 ,最好的“复仇”方式就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而对那些饮过自己血的人们的无情的“打杀” ,鲁迅则表现出“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 ,正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和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