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推进政策创制 实现全面发展——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2012年工作要点

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组织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年”，实施“敬老爱老助老工程”，加快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德川幕府“孝”的思想研究

“孝”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影响不仅在中国社会，而且还和中国文化一起传入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大量吸收宋明理学，形成了学习引进中国儒学的第二个高潮，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本文认为，研究德川幕府时代的意识形态，“孝”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孝”在日本历史上曾经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且以法律手段推行“孝”。在“孝”的问题上，日本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用“孝”实现自己的统治，以“忠”为主的日本统治阶级的道德实践是通过“孝”来凝聚国民，“孝”是“忠”的辅助手段     

一落千丈的老人角色和地位

孝道观念与老人的照顾 香港作为中国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特别在老人照顾方面，很多现存观念和习俗都有悠久的历史。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孝”为伦理关系的中心思想。或许今日有人认为“孝”的观念压迫性太大，不适合现代社会状况，但对全世界的华人而言，“孝”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８２年通过的宪法订明：“父母有抚育和教导年幼子女的责任；成年子女有扶养和协助老年父母的义务”（第 ４９条）。新加坡国会最近也通过法例，要求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在物质上支持有需要的年老父母。在台湾也…     

传统社会和文化——以汉代孝亲案件为例的考论

和文化是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也是法律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孝文化是传统社会和文化最基本的情伦性格。汉代以和为命题,把孝亲作为法律的宗旨,视孝亲为和文化的情感基础,符合以往历史的规律和汉初现实的需要。汉代在和文化的司法适用上,以孝断狱、春秋决狱作为重要司法原则,立孝于民、因孝免罪、严惩不孝的案例被不断援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和文化的智慧是融通情理法,全面整合各种关系从而达至和谐,和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应设立“老人节”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古以来,一直成为人们敬老爱老的美谈。老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对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单就辛勤地养育和教育下一代这点来     

论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之成因

汉代楚歌最能激发人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性。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的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就渊源而论，汉代楚歌“悲怨”的审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的影响；二是汉代许多楚歌的“悲怨”之声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楚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三是汉代楚歌“以悲为关”的成因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关。     

古代裁剪类同义词辨释--兼谈"剪"字"裁剪"义的产生

古汉语中存在着不少义为“裁剪”的词,经过辨释,发现这些同义词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制”,汉代以前裁衣的通称;“裁”,汉代以后裁剪衣服的通称;“割”与“制”、“裁”同义连用时表示裁剪衣服,不能单用。而“剪”,本为截齐义,剪刀并不用于裁剪。至南北朝,剪刀始用于裁剪衣服,于是“剪(翦)”也以同义连用形式用为裁剪义。元代之后随着剪刀形制变成铆钉式,“剪”也单用表裁剪义。大量存在的裁剪类同义词和古代社会服饰用料、裁剪工具的变迁密切相关。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孝: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义务——基于《孝经》的分析

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庭生活看,子女孝顺父母是基本道德要求;从政治生活看,通过“移孝为忠”来论证臣民的政治义务是有中国特色的孝治理论.周朝在从家发展为国的社会结构支撑下,以孝治国具有源于人情的自然正当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了孝的内涵,但此时儒家对孝的强调更侧重于观念.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经》,形成从重视孝观念向重视孝行为的转变.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中,《孝经》对“差序义务”的强调,使得统治者的责任对上不对下,但是在分封制废除、郡县制确立的背景下,“天子”与“士”直接相连,基于自然情感的孝被抽空了自然正当性.这一方面促使在上者以“恩惠”赐予在下者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在下者在“孝”的情感中由对人的“敬”转变为对位的“尊”,这就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同时,此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