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回顾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汉人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透视中国汉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思考:宗族与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文化团体;宗族乡村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及超越;对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分析应关注其中暗含的经济因素。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族谱与宗族边界

族谱作为宗族的重要文献,确立并强化了宗族边界,即血缘边界、地理边界和伦理边界.血缘关系是宗族边界的天然基础,地理边界是宗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伦理边界则是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凝聚力依据.族谱和宗族边界不仅在宗族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

人类学首要的目标是反映社会事实,多做田野调查能使我们的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更贴近社会事实.以对中国南方的宗族组织为例,田野作业的成果显示,宗族组织的等级结构应该是家庭、家族、房支、宗族四个层次;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是协作功能,其次才是政治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宗族组织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它则从隐性转向显性.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接近社会事实.     

做客敕勒川

宗族是汉人社会的一个文化表征体系,对于理解空间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认识论价值。宗族制度可以到华南、台湾,甚至域外,但在西北却不能向内亚腹地延伸。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大量汉人移民,大多是走西口的后代,但是他们却不在口外造宗族,而是回归祖籍与老家的同宗人口一起从事宗族活动。这篇简短的民族志报告试图探索口外的汉人何以要回到老家建设宗族。     

商域与宗族:杨柳青商镇形态与基础结构

商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近代以降,中国的乡缘血缘宗族已衍生出市镇商域宗族,家族商号是市镇符号及宗族类型.     

蒙古篾儿乞部族源考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迄唐、宋为止,东胡系与突厥系居地接壤,交错分布,因此杂居、融合是常见的历史现象,尤其是东胡系民族走出兴安岭向西迁徙,成为我国北方民族历史上具有规律性重复性的一个历史景观。但是,关于通古斯系民族,按传统看法,由于有一个南北绵延数千里的天然屏障兴安岭的横亘,它除了与南面的中原王朝和东邻的高丽王朝交往甚多以外,与其西部的大漠南北草原部族,则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相。事实上,通古斯系民族向西迁徙也是很常见的历史事实。本文认为辽金时期迄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活跃的著名的篾儿乞部人在族源上应包含有众多的西迁人之后裔。     

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

辽朝统治时期的渤海世家大族,基本上以原渤海国的传统世家大族为主。原渤海王族由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契丹统治者以联姻、任官等方式对之加以拉拢、利用,使之成为新王朝的世家大族,以利于对这个庞大的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渤海右姓入辽后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是辽代渤海世家大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渤海人普通家族上升为世家大族的情况不多,史料中仅见个别事例。在辽朝民族不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渤海人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十分困难的。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一)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三)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

本文介绍了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并对其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本文介绍了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并对其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二)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

列山墓葬群是20世纪80年代西藏考古工作的一大发现,是西藏规模宏大的墓葬群之一。由于文献失载,又无口碑历史,关于列山墓葬及其所在地的相关历史背景、墓地性质、墓主身份,等等,学术界一直未有研究文字涉及。文章从研究墓葬所在地区的古历史地名、历史事件着手,从多方位进行相互参照研究,提出了列山墓葬是钦(■)氏的氏族或家族墓葬地的观点,揭示了列山墓葬背后所隐藏的千年历史谜团。     

盘瓠神话与瓦乡人的族群认同

盘瓠神话流传于五溪地区的苗、瑶、畲各民族中,由于受楚文化影响,瓦乡人的盘瓠信仰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它以神秘的巫风,独特的地名和服饰延续着这一古老传说,在族群边界中突出自己的文化特征,固守着族群的自我认同形式.     

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陕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开发较晚,其宗族形态呈现出了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以往学界对我国的东南宗族关注较多,对北方尤其对西北的宗族关注较少。本文就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作一探讨,以期为宗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区域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