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距离说"与"以悲为美"的审美特质

“以悲为美”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看,它是通过主客体之间心理距离的调节来达到对悲哀感情的欣赏。这种心理距离表现在各个方面,如经济差别、感情亲疏、血缘远近等。通过对心理距离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看似奇特的文化现象中,蕴涵着普遍的历史意义。     

试析魏晋风度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影响——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

魏晋风度的展现彰显着魏晋名士的一代风流,他们或张扬,或自我,或率真,不同以往,而这种气度和情怀也影响到了魏晋时代的女性。本文试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从三个方面揭示出魏晋女性的美,无论是姿容的曼妙,言辞的雅思以及品德的高洁,抑或是情感的真率流露,无不独具风流。     

长歌可以当泣——谈谈汉乐府民歌的“以悲为美”

本文通过对汉乐府民歌中有关作品的分析,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汉乐府民歌的“以悲为美”。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

背负文学盛名的李叔同,踏进释门后,成为淄素共仰的高僧大德。此间文学进阶的深浅一直牵动着广大读者、偌多信众。法师佛门文学物事,似少专门肃整的研究。教人欣喜的是,出世的法师仍是诗家意气、诗家做派、诗家风范,"有情"宛在。法师"以戒为师"的行持,更趣近文学艺术的同情,"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且"妙思泉涌",可"信手挥写"。文学爱惜生命,回护朴初,同情卑弱,右袒不幸的根本属性,因生活中的自戒自律而得以保障。法师诠解佛教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独未"说其非艺术,甚至迳称"佛门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释门24年的文学追询达到痴迷之境,之于文学艺术的生命价值,亦悟到"随时新"的命意,当法师"悲欣交集"时际,留给后人的是生的鼓舞,这安详宁静的力量,默如雷霆。同时刻的文学传达:"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令人期待既久的文学胜境。     

自在自然、人化自然与历史自然——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概念发生逻辑研究

马克思哲学因坚持"自在自然"存在的客观性、第一性,而与一切哲学唯物主义相联系(同时也与一切唯心主义相区别),这是马克思哲学不可动摇的唯物主义前提;马克思哲学因发展出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化自然"概念而超越旧唯物主义,从而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重大飞跃;马克思哲学因提出并阐述了"历史自然"的概念,而超越了近代人类中心论和整个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具有重要的当代性意义。     

文学“感伤”：时代主流话语里的艰难表达——孙犁的《琴和箫》和一段沉痛“肃托”史

孙犁小说《琴和箫》蕴藏了一段沉痛的“肃托”历史，但是这点被作家敏感的文学个性及表达层层遮掩。文章从其不断的历史叙述及其蕴含的矛盾中，发现了这段历史与文学伤感的真正内涵，揭示了作家对主流话语中的某些因素怀着深层戒惧。     

文学研究大跨越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尽管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面对未来,面对世界学术发展和我国文学发展的需要,面对国家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文学研究的期待和要求,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以期在新世纪从速采取必要措施,加倍努力,使文学各学科的研究都能为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出新的贡献.     

文学解构研究的调整与坚守——析米勒不同时期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的论述

本文追溯米勒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未来及其应对的论述,发现他在社会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从解构批评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文学研究任务、文学研究方向,不断调整解构批评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体现了顺时而变的态度。同时,这变化中亦有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对解构批评之修辞性阅读的坚持、对文学的坚守以及对人文主义使命的承担。     

诗意栖居的中间地带——北岛创作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探析

现代诗歌的成熟与演进离不开翻译文学的资源共享.例如陈敬容成功地构建了波德莱尔诗歌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微妙相通的中间地带,创造出了一种既能从艺术上接近《恶之花》的存在,又能从语言上照进六十年代末的地下文坛“期待视野”的汉语文体,启发了北岛等一代诗人的创作.北岛写诗之余也动笔译诗,他不仅是特朗斯特罗默的第一位中文译者,更读懂了这位在“白雪覆盖的岛屿”寻找语言的“隐喻大师”的“沉默的痛苦”.特朗斯特罗默还令北岛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     

文学研究大跨越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从宏观的视野,力图概括地描述近30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绩。首先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指导以及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文献资料的收集出版、研究队伍的成长等方面,对这时期文学研究成就作出概述,继而分别从理论建设、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具体介绍了许多学者研究的实绩,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扼要的评述;最后,基于历史经验,对未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清丽本真与百姓日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品质及其哲学基础

阳明心学将世界本体由抽象僵化的天理翻转到主体的良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则将本体由主体的良知拉回到现实人生,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进而孕育形成了具有清丽本真品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其特色体现在作家们的创作追求、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清丽"是指其题材、情节、人物、故事、叙事、语言与情境设置等与日常生活内容、氛围一致,舒缓、平淡而亮丽,既没有刻意追求理性的高大上,也没有非理性的颓废与扭曲;"本真"是指其创作无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与自然生态,具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真理观与历史观.     

神话发端与史传肇初——中西方复仇文学主题初萌时期的轨迹定势

文学主题,根本上说是在特定区域的文化树上生长起来的。对于复仇主题这样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人生情感及其情感表现方式紧密联系的重要主题,更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心态史的写照,也是其文化主题发展史展露的重要窗口。探索这一心灵脚步的起始阶段情形是极有意义的。一在中西方神话与上古传说中,复仇就已经作为一个鲜明的主题被提出来了。如果按照有的学者观点,将原始人的复仇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复仇不怕过火,世代不解仇上加仇,直到一方被歼灭;二是同态复仇(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有限复仇[1]),不再漫无限度、循环不已;三是…     

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生态视域中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文学之比较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的文学是东方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拥有诸多共同之处的"传奇",他们文学之中所显示出的生态文学的倾向使其作品充满了东方式的诗意之美和哲理之美,更在其各自的文学世界中展开了对于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的追求,"湘西世界"与"伊豆汤岛"成为他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与"吸收自然"的自然生境与文学生境的经典结合.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     

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

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开辟了城市文学的一个新方向、新思路,即不再是对于城市的排斥、贬低,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司马光的城市文学叙事,十分自觉地、有选择地接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影响,感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他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也在自觉与非自觉地参与了洛阳城市文化的创造与城市意象的建构.司马光在洛阳建构起自己独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