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书法艺术的浪漫主义

我国的书法经历几千年的变革与发展,形成了众多的风格与流派,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就字体而论,有篆、隶、真、行、草之分;就各种字体的表现风格而论,有钟(元常)、张(伯英)、二王(羲之与献之》、欧(阳询)、颜(真卿)之不同。这些风格殊同形式个异的艺术形式,构成了我国书法的伟大传统。     

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特征

宋代雕版书籍之设计一般而言体现出朴实之显著特色。这同雕版技术及雕版书籍最早发明于中国民间及其农业文化具有渊源关系。宋代奠定的这种朴实的书籍形制设计理念,使得书籍得以广泛传播,真正成为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宋代确立了雕版印刷术普遍采用后中国书籍的基本形制。宋代雕版书籍确立了书籍史上最早的平装典范。宋刻书籍,采用不同字体、不同字号以及特殊的标识符号区分或标示不同的编辑语言,使版面上的编辑语言及其功能十分明确。这种编辑语言及其书籍体例奠定了中国古代雕版书籍版面编辑语言的基本格局,为之后中国雕版书籍一直沿用。宋代书籍插图已比较普遍。插图的普遍应用,使得宋版书籍图文并茂,不仅书籍内容更加完整,意义更加丰富,而且书籍的视觉效果和阅读效果也更加理想,书籍文本知识和意义的传播也由此变得更加生动、直观、多彩。宋版书籍最入目者,正是其风神别具——没有二种书籍书刻之字体完全相同者——正字书体的美。宋代书籍之美,乃在于其书籍内在的宋代文化精神之美。     

秦观、李清照词艺术风格比较

秦观好假托“闺情”来抒写自己的感受,极尽委婉缠绵,而李清照则直接抒写妇女自身的真情实感,更为真切细微;秦观词柔媚深微,气格较为纤弱,而李清照词则在婉约中有一股劲直爽快的疏朗之风;秦观词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创造出一种迷离幽微的意境;而李清照词擅长用铺叙白描手法,创造清切婉丽之美;秦观词雅正清新,音韵和谐,李清照词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宋代四川盆地社会风气初探

宋代四川盆地社会风气呈现出4个特征：入仕风、事农风、务工风、经商风依州不同而呈现不同风貌;保留了淳厚之风,孝道之风盛行;忠义观和忧患相恤观体现明显;信奉佛教、道教的风气十分盛行。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四川盆地社会风气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向学之风逐渐浓厚、尊师重教广泛兴起和对物质生活过度追求。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李淑《诗苑类格》考略

蔡镇楚专著《诗话学》和论文《唐人诗格与宋诗话之比较》谓李淑《诗苑类格》、李邯郸《诗格》是两种不同的唐代诗格著作;《中国历代的话选》谓《诗苑类格》佚文仅《诗人玉屑》录存三条。本文针对这些错误说法提出:(一)李淑《诗苑类格》和李邯郸《诗格》是宋代著作;(二)它们是同一著作;(三)《诗苑类格》佚文还为《类说》、《记纂渊海》、《事文类聚》、《困学纪闻》、《小学绀珠》、《南溪笔录群贤诗话》、《诗林广记》等录存,除去重复,计得八条;每条佚文除有文字校理外,对出处、原作者等问题也作了考察、说明。     

论文人画的渊源

论文人画的渊源周锋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发展至宋代，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分野渐趋明显，文人画开始以清晰的面目出现在绘画领域。宋代以后，文人画更是成了中国画的主流。有一种观点以为，文人画起源于宋代，因为宋代绘画在理论上先后有欧阳修、苏拭、黄庭坚、米第、郭若虚、...     

试论宋代天文之禁

宋代盛行天文之禁 ,较之前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时间长 ,与宋王朝相始终 ;二是关防严 ,采取种种措施禁断天文学在民间流传 ;三是惩处重 ,“或诛或隶配海岛”。宋代厉行天文之禁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时代原因。这种禁止对宋代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星历之学殆绝”。     

宋代晁氏文人作品混淆辨正

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对宋代晁氏文人及其作品的记载存在不少混淆和失误。晁载之不是晁遘后人,他与晁冲之同属晁迥直系子孙,晁遘一支在宋代不称“西眷”;晁说之、晁咏之兄弟常被彼此混淆;“进道四弟”为晁损之,并非行第相同的晁说之;晁氏家族分支系排行,而非举族统一排行;在晁氏文人之间有十余篇作品混淆了作者。     

宋代出版与宋代文学家庭

宋代的出版业渐趋繁盛,为宋代文学家庭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而文学家庭的繁荣又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

官品,是中国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发展的产物。自魏晋以降,尽管其品级有疏密,名称有变化,然而,没有一个王朝能够抛开这个“官本位”的拐棍。宋代也不例外。有的史家断言:宋前期“官品变得无关紧要”。这个结论,不免有失于匆忙之嫌。与宋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两宋官品体系,从变动到处于相对稳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们能从整个过程考虑,即能从官品总体变化上予以把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宋代官品制度比之唐朝,不是衰落,而是革故后之鼎新。由唐分九品正从、上下三十阶,至宋逐步改定为九品正从十八阶,删其繁冗,显得更简练易行;作为划分封建官僚等级的标尺,仍然发挥着“官本位”拐棍的作用。不仅官民之“官户”与“编户”之分、官吏之“流内”与“流外”之别,有赖于官品的划分,而且火祆教、佛教、道教之级别,也攀比官品。至于品官所享有的赎刑、荫子及衣、食、住、行等种种特权,无不以官品之高下而转移。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唐宋变革与理想女性角色之窄化——以新旧《唐书·列女传》的对比为中心

从女性观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新旧《唐书·列女传》的对比,我们可以考察理想女性角色在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深化对"唐宋变革"这一假说的认识。唐代中晚期至宋代之间的女性观与唐代前期相比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如下:理想的妇德开始向传统角色复归,从孝敬本家到贞顺夫家,节烈之风愈演愈烈,为"妇"的身份被日益强调,为"女"、为"母"的身份则渐趋弱化;从德才兼备到专重一操,对忠勇之妇的评价也不相同。     

宋代编管法

宋代的刑罚制度,在因袭封建五刑的同时,又创制了独立于五刑之外的编配法。宋代的编配法有刺面与不刺面之分,凡杖脊、刺面、配役者,谓之刺配,以贷杂犯死罪之命;不文面而流者,谓之编管,多用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及“诸罪缘坐家属应编管者”。无论刺配还是编管,皆根据罪之重轻,情之深浅有地里远近之别。宋之编管法,是一种编录名籍,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监督管束的方法。在行用中,又与除名、勒停等行政处罚结合并用,成为宋代一个立法详备、行用广泛的新刑种,表现了宋代“自立一王之法”的独具特色。     

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宋代是中国文章发展的重要时期,"文"的内涵与名称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也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文章评点的日益风行都有力促进了文话这一重要文章批评体裁的兴起,而时文的发展尤为个中重要契机.宋代文话奠定了这一著作体裁的体制基础,在诸多理论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的肇兴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论宋代诗学中的“含蓄”观

"含蓄"在宋人的诗学系统中已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和实践意义。宋代诗论家将"含蓄"纳入"格卑"以及"雄深雅健"这些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诗学范畴之中进行解释,提出以"含蓄不露"来丰富"雄深雅健"的内涵,使其稍加收敛而更有不尽之余韵,体现在具体创作中,就是"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医学著作残片研究

2020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一书出版,影印公布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文献两万余件,才使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真正地为人所知。经梳理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文献中有医学文献残片40余件,按内容可分为医学著作残片、医方残片及其他三类。其中医学著作残片共5件,经研究判定,分别为《甲乙经》残片、《难经》残片、《明堂经》残片、脉书残片和《百一方》残片。其中除《甲乙经》残片外,其他四件残片存有共同特点：如抄写形制上均为单面抄写、行文疏朗、有行格,质量上乘;抄写字体相近,均为经生体;所抄诸书都在唐代医学教育中所用教材范围内,且所属版本可能都是经过唐代官方组织校订后的版本。故以此为据,推测该四件医学著作残片可能是唐代所使用的医学教材。再以该四件残片的特点为准,推及其他新疆出土医学文献,可能是医学教材残片的,还有Ch.1036+大谷5467(1)《本草经集注》残片和大谷8096《明堂图》残片等。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