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的意境创造

中国文学言志抒情写意，素来讲究“理不可以直指也”，“情不可以显出也”①。在散文创作中，虽然不乏直抒胸臆、直明其理之作，却以托物、因事、借景来言志、抒情、说理，意境融彻的作品为上乘。正如王国维在《人；和词话乙稿序》中所说的那样：“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由此可见，中国的散文是一种以意境取胜的文体，意境优美与否，是衡量散文艺术高下优劣的标准之一。意境之于散文，犹如色彩之于花朵，光华之于月亮，节奏之于音乐…     

王国维意境理论述评

在王国维看来,批评词的标准就是意境的有无,关键就是具备深厚的情和真实的景,这样的词才是有意境的作品,这都是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除了对意境中情与景的介绍,王国维还发展了意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意与境浑”、“以意胜”和“以境胜”这三种意境类型。此外,他还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在王国维那里,意境可以作为其境界理论的一个层面,专门用以描述词的艺术特质,为其境界理论服务。     

“能观”辨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人间词乙稿序》) 关于“能观”,佛雏先生诠释说:“‘能观’者,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领悟’,叔氏称之为‘审美的领悟’。”“无此‘静观’与‘审美的领悟’,任何艺术(包括诗词)境界均无由形成。”“故诗人必‘无我’(高度的客观)而后‘能观’,从而到达“审美的领悟’。”即便认可王国维所说的“观”就是叔本华的“直观”与“静观”,佛雏先     

古今中西之变：近代意境理论双重性特征的逻辑起点及其当代启示

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中,近代意境理论是对传统美学思想的归纳与总结,亦是现代美学体系的开端。一方面,近代意境理论在建构过程中明显受到西方认识论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的逻辑起点仍然基于传统美学中“意与境浑”的抒情性表达。“意与境浑”的审美经验是近代意境理论的主体思想,与西方认识论美学构成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同时,西方认识论美学的介入亦促成了对传统美学的反思,是意境说从传统思想向近代理论体系转变的前提条件。相较传统的意境说,近代意境理论更具清晰、严谨和逻辑的体系性优势,这一体系的形成是中西文化对话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也为意境论在当代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中的发展方向带来新的启示。     

诗·语言·思:对抗与对话

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对话 ,贯穿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在现代 ,文学与哲学谋求彼此沟通。“诗人哲学家”的出现、哲学家由思向诗的回返 ,一方面是基于对“纯粹理性”解决人类精神与心灵自由能力的深深怀疑 ,另一方面还跟现代人文科学的语言论转向相关。而“哲学家诗人”们则主张以一种艺术化的思想替代哲学家的冷峻面孔 ,以促使传统哲学走出历史困境。诗的言说与思的言说的浑融 ,本质上是由于它们都共同指向一物———存在。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从儒道佛玄看“言”、“意”之辨及其影响

一、言意之辨及其影响中国文化有一个“重意”的传统。所谓“重意” ,即强调主体在一切精神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 ,中国美学历来把艺术形象看作意与象的融合、统一 ,从不离开主体的“意”去侈谈所谓纯客观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美学的概念中 ,有“写意”、“尽意”、“意匠”、“意象”、“意境”等范畴 ,这些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 ,在审美创造中意与象的内在联系 ,而就其哲学渊源看 ,显然接受了《易传》关于言、象意理论和《庄子》关于言、意的论述的影响。老庄对“言”与“意”关系的理解与对“道”的认识有关。老庄…     

论东晋山水诗中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与西方“天人相合”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对此有较多论述。《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高出众人之处即是能顺应自然,取法于天。《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极致。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体现在东晋诗歌的山水审美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更有一种动人的景象。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辨异

本文不赞同某些研究者片面地强调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同、相通之处,而闭口不谈两者之间在内在精神上的实质性差异,指出:中国哲学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传统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传统,此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安、躁动、无所归依、平面化、虚无、非理性等等,不可同日而语。文章特别深入探讨了它们有关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但西方哲学自现代而后现代,是不断地走向语言自身,最终把语言上升为本体,凸显语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中国哲学则注重语言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旨在肯定“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前提下,寻求一条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以期最终实现对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的追求。作者认为,中国哲学统一了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中道”智慧,将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和理想主义的重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美学追求研究

在哲学推理上要想描述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美学现象,必须基于其自身的特点,概括出中国传统民族舞蹈主要的美学范畴。以下分别对形、神,气、韵,象、意,情、境,妙、味,雅、俗,轻、重,合、和,技、法等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美学的主要范畴予以论述阐释。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民族舞蹈在美学追求上主张“阴阳相合、虚实相生、气韵生动、如影随形”的内在意蕴和人本精神,以供借鉴。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物化”观

中国传统哲学常常强调通过“物化”的心理过程去追求最高的哲学境界。在庄子哲学中,大道虚而无处不在,悟道之人在休悟中出自我丧失而浩然与溟涬同科,从而体验到真正的生命秩序利宇宙精神。庄子还以“濠上观鱼”、“栩然化蝶”等寓言故事形象地描绘了这种物化神合的心理特征。魏晋玄学弘扬了庄子这种思想,大谈循顺口然,去同物我,所谓“浑万象以冥观,儿兀体乎自然”。宋明理学更加推演了这种思想,邢雍说:“不我物,故能物物。”(《观物外篇》)以我观物,物我皆遁;以物观物,便可臻大道。而传人中国的佛教经过中国人的改造更把“物化”境界推向了极至,认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把握法性真如,此心如智慧大海,超乎视听,抗乎思议,超然于感觉之外,从而休用无方、含弘一切。     

“道”与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

老子哲学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形而上的学问，旨在依于“为道日损”的工夫而消除执为之心，上达于“无心”之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老子哲学的这一根本精神是围绕道范畴而展现其内容的，道含有三重义蕴：一是以冲虚自然为内容的境界形态的价值本体；二是以“致虚”或“日损”为内容而达到理想境界的工夫或方法；三是浑化掉种种差别的“无”之境界，是超越性的真善美的境界。道作为本体、工夫、境界的统一，彰显的是一个虚灵无执的心灵，从消极的层面上满足了人生的特定需要，对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影响。     

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

当今的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与实践隔离,系统管理并不"系统",而西方系统哲学本身并不足以为其提供所需基础。这种基础可由中国传统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过程哲学来提供:中国传统哲学富有系统思想、思维智慧,而过程哲学是西方系统思想中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植根于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系统管理理论才能产生作用。     

论孔子的“仁境”

孔子“仁学”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本文通过对《论语》中有关“仁”的语录的考察,认为“仁境”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状态,即一种知、情、意统一、融合的精神境界。“仁”是人的生存方式。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道、气、象、和的生命流动——宗白华生命哲学的构建

宗白华立足于中国的生命哲学,汲取中国古典的智慧,构建起以“道、气、象、和”为核心范畴的生命哲学体系.道是其生命哲学的元点,气是其生命哲学的母体,象是其生命哲学的形态,和是其生命哲学的至境,这些范畴最后都归结于“生命”.这个生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宗白华提出了“生生宇宙”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时空观是时间率领空间,是一种生命的变动的空间而非西方传统的几何空间,这正是中国哲学、艺术的特点,宗白华的哲学体系焕发出生命流动的光辉.     

王弼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

审美境界,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自觉的时代.王弼哲学,是整个魏晋时代精神的真正代表.本文拟从哲学与审美意识的关系的角度,兼涉文化融合问题,对王迅哲学的理论内核——言意之辨作初步探讨.一、言意之辨的理论意蕴王弼哲学有关言意关系的论述,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与西方传统的理智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体悟和直觉,贯通中国人思维的主要方法是意象性思维方法.但这里首先要消除这样一种误解,即以为讲中国人重直觉,西方人重理智,似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就没有分析的精神,或西方人没有直觉精神.其实,作为人类的思维活动,理智的分析和直觉的内省总是相伴而存在的.在中国哲学里,理智是直觉的准备,直觉是理智的升华.王弼的言意之辨就表现了这种思维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观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观是一种整体论的创造观。它蕴涵着关于创造之“境”、达“创”之法、创造性人格以及关于人人都可具有创造性的观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