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法治必以立宪政体盾其后——从“商鞅难题”到“梁启超方案”

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因而强调＂法之必行＂。但《商君书》却发现,＂无使法必行之法＂。特别关键的是,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最终无法解决这一制度难题,这也是传统中国无法解决的制度难题。而梁启超以现代民主立宪思想为武器,找到了＂立宪政体＂这一解决之法,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法治的＂梁启超方案＂。这一方案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必由之路。     

唐初无为而治法律思想初探

唐初统治集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一个统治集体。这个集团在法律思想上坚持。“德主刑辅”，而“德”的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其无为而治的法律思想在理论上表现为少欲少为．强调“君无力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在立法上表现为削除繁苛，务求宽简和统一律令，稳定律分；在司法上表现为严格治史，省饼官员，要求官吏各尽其职，守文定罪，皇帝不乱加干涉；同时指出，司法要慎狱恤刑。不可滥杀重刑。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总结历代衰亡教训的结果，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韩非重刑思想的渊源

重刑思想是韩非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刑起于兵"的状况和甲骨文所折射出的刑观念均可视为重刑思想的源头.春秋战国异常动荡的社会背景进一步催化了"重刑重罚"的思想,在务实的秦晋文化沃土中终于孕育出韩非独特的重刑思想.从学术渊源上看,韩非的重刑思想不但承继了法家前辈的重刑思维,而且还吸收了墨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养料.     

王船山法治思想的伦理精神探幽

王船山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近代的伦理精神:在立法上,提出"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主张,彰显了重在防范政治权威侵犯人民权利的立法精神;在司法上,发出"为复肉刑之议者,其无后乎"的呼吁,高扬了批判肉刑、否定死刑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法治理想上,强调"置天子于有无之外"的重要理念,凸显了"虚君共和"、"法律至上"的近代法治伦理精神.王船山分别从立法、司法、法治理想三个方面彰显了保障人民权利、高扬人道主义、提倡"虚君共和"的近代伦理精神.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     

刑罚体系问题研究

刑罚的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但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重刑化倾向严重。重刑易破坏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重刑会导致刑罚功能的贬值;重刑易导致刑罚外的其他预防犯罪的措施难以落实。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现行刑罚体系:消减死刑;完善自由刑;扩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社区服务刑等,使其与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读《史记·商君列传》之商君

商鞅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被历代史学家肯定,但对其本人的一些评价过于苛刻,如太史公言＂商君之少恩义＂,对此笔者提出异议,并分别从商鞅变法整个过程来分析商鞅这个伟大的人物。     

先秦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契合与冲突

先秦儒家文化对国人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先秦儒家提出的民本、公平、慎刑、预防犯罪等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高度相契合;而其强调的无讼、德主刑辅、等级、义务本位等思想,则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所背离和冲突.在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既要积极汲取先秦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契合的精华理念,又需克服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的过时内容.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论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贡献

法制近代化,是指法律及其制度脱离古代传统,迈向近代文明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法治实践,涉及了与法制近代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民主共和宪政主张,进行了建立民国、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主张,以此否定人治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提出了＂五权分立＂,主张并推行司法独立;反对等级特权,主张并实践平等自由人权;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诸法合体＂的传统;反对重刑酷罚,主张并实践刑罚人道主义等。因此,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析

"重刑轻民"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点。"重刑轻民"不仅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典的刑事化,在司法方面表现为刑法的刑罚化和民法的刑罚化,而且还在律学上表现出了律学的刑名化。本文在阐述"重刑轻民"表现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了一定的探讨。虽然法治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但"重刑轻民"的传统对我们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重刑轻民"进行研究。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国家利益：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内核

国家利益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内核。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在于免除＂落后挨打＂的局面,基础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关键在于实现＂迅速赶超＂。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增强了苏联的国力,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也带来了巨大弊端：过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农轻重比例失调;过度追求高速度,造成了浮夸风、低质量;过度强调国家职能,造成了僵化的管理体制。其基本特征是：以国家意志为统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以高速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保障社会主义的建成;以公有制为基础,排斥私有制和商品市场。其经验教训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缺乏内在的刺激动力;单一的公有制,缺乏经济活力;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影响了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稳定。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试谈《商君书·垦令》中的平等思想

商鞅变法可谓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特别是变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垦令》,充分体现商君的平等思想。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赋税改革体现的平等思想;二是徭役制度改革体现的平等思想;三是刑罚制度改革体现的平等思想。     

法家思想衰亡原因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视角探讨法家思想衰亡的原因,认为在立法思想方面,法家视法律为工具,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法律实施方面,法家思想从重刑厚赏到以刑去刑的转变,无视社会形势的变化;一味推行文化专制,是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分析其原因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