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以马克思对原始社会史的认识过程为视角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解读聚讼纷纭。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的学说发展史是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有效途径。通过探寻他们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学术轨迹可以找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形成的学术理路,从中揭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他们从所有制角度考察印度等国遗存的农村公社而抽象出的公社公有制的一个假设概念。他们后来虽然不再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表述人类早期社会的公社公有制和早期社会形态,但其内涵并没有本质变化。     

再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兼评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几种理解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具有极其复杂内涵的思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不仅包含最为标准、典型的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意义,而且囊括了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向次生的奴隶制、农奴制的过渡。借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复杂性,因而把它看作是充满逻辑和历史矛盾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同样,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认定为“农业公社”,并认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也是失当的。     

试析晚年马克思舍弃“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原因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提出了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在正式复信中则舍弃了这一提法。马克思之所以舍弃这一提法,似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一提法使用了“通过卡夫丁峡谷”这一古罗马典故,容易让人揣测并引发歧义;其二,这一提法容易被人混同于民粹派所主张的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其三,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提法在理论上是不准确的。     

当年的公社文宣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云乍起。当时的曲沃县高显公社党委为了紧跟形势,责成公社管委会副主任赵万旺具体承办,从所属各生产队抽调选拔一批文艺演出人才,组成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过一番调查摸底,党委任命曾在部队从事过文化宣传工作的西上官村退伍军人刘彦荣为队长,共产党员、北白集村团支部书记邓起高为政治指导员,我因具有＂编写特长＂进入了编导组。宣传队建立起队委会,下设编导组、演出组、器乐组和后勤组。宣传队驻公社机关,单独起火立灶,队员从自己家拿粮拿面,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述论

1962年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把农村人民公社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在征集所属各农业合作社和社员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创立的,它使生产经营、收益分配等项权利都由公社支配,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人民公社所有制是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和核算单位的农村三级所有制,它名义上保持了生产队所有权的相对完整和独立性,但其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征为国家全面控制和干预生产队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生产队所有权的残缺是我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重要制度根源.     

马克思与公社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人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然而,国家作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不仅不能使人自由,而且宰制人、压制人和支配人,因此,马克思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公社"共同体,并着力论证公社共同体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起点,只有它才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公社共同体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重合,从而使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研究

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的出现是以"大跃进"为主要背景的。它产生的直接动因由尽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吸纳城市妇女和公社其他闲散劳力、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等诸多因素组成;社办工业有它本身的特点;它在所有制、分配制度与生产方向的发展方面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社办工业的"寿命"虽短,而且染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对它的评价却不能因噎废食,在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社办工业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是积极而有成效的。     

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基本所有制和部分所有制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过体制调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所有制都是部分的。此外,还有附属于集体经济的社员家庭副业经济。用基本所有制和部分所有制这一对经济范畴,便于分析农村人民公社多层次的所有制关系。不仅可用于总结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深入研究现实的生产关系,而且     

意外的作为简

1975年8月18日,为迎接太原市体委的检查,我插队所在的清徐县王答公社5000多人云集在村里学校的操场上,举办＂群众体育活动汇报表演＂。我们知青＂农大＂的队伍正排在后面等待着入场,公社一位副书记急忙找到我,让我立即到主席台上去做大会现场广播。     

60年代调整后农村人民公社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是人民公社体制下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从公社个人收入分配的构成和分配依据,以及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公社劳动管理制度和工分制几个方面,说明了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后到改革前的个人收入分配的实况,由此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分配制度创新,并最终取代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     

“人民公社”概念考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人民公社"的表述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混乱;二是以偏概全。"人民公社"一词源自农村,但它是特指。后来拓展到城市的公社。探讨存在误区的原因:主观方面是人们没有城市人民公社的意识,客观方面是传播城市人民公社知识与信息的渠道几近空白。     

从一封信看毛泽东的“公社情结”

1958年,人民公社在中国一哄而起,被称作“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青睐有加的,从1959年8月19日毛泽东写给吴冷西等人的一封信中,我们或许可以窥知其“公社情结”。毛泽东打算用有力的调查材料来驳斥国内外对人民公社的指责,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必须得到保护。在他本人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均透露出了对人民公社的偏爱。以这封信为线索来探究毛泽东的“公社情结”,“小缩影”印证了“大历史”的关怀。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反思及其调整

人民公社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人民公社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否定了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没有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采取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的劳动力和财产进行退赔和调整社、队规模等具体措施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部分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对于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原因探析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尝试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但由于目标虚无、方法欠妥、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的根本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试从人民公社论毛泽东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

人民公社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劳动"的人的本质观的理解;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探索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人翁意识一种社会实践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探索实现人的主体性思想的人民公社的实践形式存在局限性,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柯庆施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提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之一,也是导致“三年灾害”的祸根之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坚决支持并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人民公社化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3年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人民公社的弊端暴露无遗,但柯庆施仍然极力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正确总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制造了障碍。     

"按需分配"的幻灭:大公社的分配制度

大公社①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包括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三种形式。起初其被视为“共产主义”的萌芽与初步尝试而大轰大嗡,1959年后有所调整与退却。庐山会议后以公共食堂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再度中兴,这是1959年后期饥荒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公社分配制度的特征主要是空想和追求分配的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主义的泛滥,从根本上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与动力机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倒退,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无政府主义、公社与乌托邦——试析反文化的政治想象与实践

反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对权力的解构和对政治的诉求,但这种诉求即使在最强烈的时候也没有演变成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反叛和对艺术形式的丰富,妥协为一种关于政治的想象和有限度的实践,并具体表现为对"乌托邦"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概念的推崇。在激进的反文化者眼中,乌托邦就是无政府主义;在稍有节制的反文化者眼中,乌托邦就是公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反文化者都不可能将其作为可行的政治秩序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但他们在此过程中秉持的批判观念,对人本身的尊重,对更好社会形式的向往以及它提供的可能性,是反文化为政治留下的可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