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墨家和墨家辩者的批判问题——郭著“十批判书”质疑之一

誰都承認,如果没有不同意見的争論,没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斯大林     

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这次重大文化变革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     

杀殉是“奴隶制的铁证”么——《十批判书》质疑之三

先父詹剑峰已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因患肺癌逝世,遵先父遗愿免除一切悼念仪式,不登报、不发纪念文章。先父生前有几篇文章与郭老商榷,《郭沫若著<十批判书>质疑之一——关于墨家和墨家辩者的批判问题》,由贵刊1957年第4期发表。“质疑之三”、“质疑之四”等文,现寄上供贵刊选用(“质疑之二”在华中师院纪念先父逝世一周年时发表,见《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先父生前尚对贵刊编辑们的胆识颇为赞赏,将“质疑之三”、“质疑之四”寄给贵刊只是先父的遗愿,是否选用请你们酌定。     

唐长安的“里”、“坊”与“里正”、“坊正”

唐代长安"里"、"坊"之称并存,大致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间。但与乡村中作为基层社会户口编制单位的"里"相比,唐代城市中的"里"有其特殊性,两京的情况更是如此。唐人墓志中对"里"的强调,突显出人的地缘关系即"里望"。唐代两京和地方城市的坊设有"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之责,免除课役,但没有设"里正"的固定制度。     

“批判佛教”的批判哲学

吕凯文指出,袴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     

对华岗所著“苏联外交史”一书的批判

自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揭露华岗抄袭、剽窃行为的文章後,华岗——这一伪装学者的真面貌已被人们揭开了。现在已经查明,华岗所有的著作,没有一木不是抄袭、剽窃而来的,华岗所著“苏联外交史”一书自然也不会例外。据我们初步查对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华岗这部将近二十七万言的“著作”,并不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而是靠整章整节地抄袭、剽窃而并凑起来的产     

民是奴隶吗——《十批判书》质疑之四

一庶民是奴隶么郭沫若先生根据众、臣、民的字形,象征奴隶,便推断殷周和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这一论断存在着一些疑问,特提出来向郭先生和读者请教。“太阳底下三个人”,便是奴隶么? 据郭先生说:“众字甲骨文怍,无疑是在日下劳动的多数人。据甲骨文记载,众人替奴隶主耕田又打仗”(《奴隶制时代》237页)。但是,我只见太阳底下三个人,却看不出众人种田又打仗,更看不出奴隶替奴隶     

从“异化宗教批判”转向“尘世批判”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异化宗教”的批判。所谓“异化宗教”是指在感性世界遭受挫折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这种异化宗教的实质是人对感性世界的逃避,而不是理性寻找终极关怀所成就的非异化的宗教。因此,马克思必然从对“异化宗教”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     

“法轮功”批判

“法轮功”为何一段时期内有过为数不算少的信徒 ,这不是加以简单的批判可以打发。本文揭露了“法轮功”的欺骗本性 ,分析了“法轮功”的几条骗术 ,最后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角度对“法轮功”进行了反思 ,认为必须充分估价和了解平民百姓的精神和理论渴求     

“无意识”批判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据说在心理学界并不十分受到推崇,但是它对当代西方美学、文艺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众所公认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艺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学说;翻开中国现代文学的长卷,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学说自“五四”始被译介、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文艺家也鲜有未受其熏染的.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五大理论支柱,它们是:无意识理论、婴儿性欲理论、恋母情绪理论、抑制理论以及转移理论.其中,无意识理论不仅是其他理论所围绕的核心,也是对美学、文艺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应当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是无意识的最先发现者与阐发者,其前如维柯、黑格尔等人在论述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时就已经对无意识有所涉及.维柯在《新科学》卷二里谈及原始民族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时就说过:“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原始人的这一行为其实就是由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所致.黑格尔指出原始艺术的象征源自“完全沉没在自然中的无心灵性(不自觉性)和完全从自然中释放出来的心灵性这二者之间”,他的话显然也涉及到了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自己也说过:“精神分析并不是我首先迈出这一步的,要指出我们的前辈,可以指出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尤其要     

《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

林子力、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对“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借这个“批判”为名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澄清了“四人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搞乱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恢复     

“焦点论”批判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     

“改革文学”批判

<正> 1979年的小说界由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而喧嚣沸腾,随后,《三千万》、《赵镢头的遗嘱》、《开拓者》、《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接踵而来。然而,《新星》因改编成电视剧而轰动全国之后,人们对于“改革文学”的热情由一个狂热的极点突然跌入低谷。“改革文学”萧条的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一文学思潮痛苦的反思。     

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历史教训

中国社会主义出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论者,对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只见其“同”不见其“异”。中国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点,这就是：俄国是由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胎胞里深深地埋藏着民族冲突的种子;中国则是由一个饱受民族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长期领导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它的力量深深地扎根于全国人民和…     

批判“条件论”

一切“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胀派”、“年底算胀派”等等右傾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論据,那就是“条件論”。他們对待自己的生产和工作,不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而是强調客观困难,强調客观物質条件差。他們常以“不能超越事物的客現实际可能”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作辯护。他們只看見事情的消极方面和困难方面,而看不見事情的积极方面和有利方面;他們只看見沒有的客現物質条件,而看不見人民群众的偉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創造性,看不見在共产党領导下劳动人民沸騰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勁。显然,这是一种“見物不見人”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条件論”者不只是今天才有,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有的。特別是每当革命斗爭处于艰苦的阶段,“条件論”者总是要出来散播他們的悲观論調,     

为“批判”正名

“批判”二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变成了打倒一切,置人于死地的大棒。他们在“批判”的幌子下,今天迫害这个,明天揪斗那个,搞得人妖颠倒,冤狱遍地。在那些年代,“批判”就是恐怖的代名词,它不仅意味着政治上被判处死刑,而且意味着肉体上将遭受摧残,甚至还要被株连九族。每当人们听到要进行“批判”了,那是无不心惊肉跳,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从“批判”到“批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晚报》开了一个《燕山夜话》的专栏,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日报》社长、主编的邓拓,以马南部之名为这个专栏写杂文。其中有一篇《“批判”正解》,文章开头说,他的几个无话不谈的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前来看他,谈话中提到了那年头盛行不衰的思想／学术批判,主客双方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夜深也没吵清楚。邓拓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于是继晷焚膏、挑灯夜战,以公开信的形式,阐述了他对“批判”的意见——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