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探析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     

经典诠释的悖论管窥——以《论语》诠释为例

历代经学家解经都以符合经典文本及其作者的原义为最高旨归,追求经典诠释的绝对客观性,但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其中蕴含着主观追寻原义复归与客观上不可完全实现之间的悖论。经典诠释需要不断超越诠释悖论,克服企图通过重建经典原义以实现训释绝对客观性的障碍,通过创造性诠释,探寻坚守原义与当下创生之间合理关系的调和路径。     

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

本文目的,在于从近年来哲学诠释学内部关于"诠释与修辞同出一源"的说法出发,先要检讨这一实际主张的历史渊源及理论立场依据,提出时曾遭受到的诸多批评和反对之声,从中真正了解此一旧说新议的现代意涵,然后再就其可言之成理的接受范围与程度内,转回探讨中国哲学语言观与经典诠释之间的相关问题。质言之,笔者会认为当前西方哲学诠释学中倡议的修辞学与诠释学同源同体、合则两利的说法,确实可以替回顾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时提供若干启发,也能够为当前诠释注疏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从龙场悟道至天泉证道——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主要分经典诠释奠基时期、经典诠释发展时期、经典诠释成熟时期、经典诠释的总结几个时期,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的过程,其间在批评朱熹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无等一系列观点与主张,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     

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与再诠释

历来的五四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作者生平传奇性的关注,甚至将之标签化,徐志摩新诗的典律化过程更是如此。徐志摩被定义为浪漫主义者,生平研究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他的创作面貌,其后期批判现实和社会的诗风,很容易被忽略。就徐志摩的诗作而论,哈代对他的影响显然更加重要,由于阅读和翻译哈代,徐志摩刷洗掉文言相杂的语言,同时也让他关注到人生并不完美的、黑暗的那一面。这一类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诗作,才是徐志摩的代表作,在诗的技艺上,它们是比较成熟的作品。评价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加入这些历来被忽略的诗,且应着重考察现实主义对其诗风的影响,以重新建构一个更完整的徐志摩。     

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张载经典诠释的原则及其意义

"以经解经"与"以意逆志"是张载经典诠释的两大基本原则。"以经解经"要求"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即"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从而"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以意逆志"则既要求从"文"、"辞"出发,同时又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并在对作者之意贯通性理解的基础上,由"文"以达"辞",又由"辞"以解"意";然后再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达到对作者"心"与"志"的直接把握。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就既表现出儒家经典含义之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互补特征,同时也表现了其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Self-interpret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undoing the goal with volition" are two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Zhang Zai s Classics Interpretation.The first principle requires one to forget The Book of History when reads The Book of Songs,and forgets the later when reads the former.This also means that when reading books the reader should collect the words and probe into their inwardness.The second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one should not mis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ut of diction,and not weaken the will o...     

论唯物史观的三大诠释模式及其解构与整合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其一百多年的传播和研究中形成了三大诠释模式：一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经典诠释模式,二是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实践诠释模式,三是以人学理论为基础的人学诠释模式。这些诠释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揭示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同时又对人们全面理解唯物史观设置了视界障碍。因此如何解构这些诠释模式并整合其基本观点和内容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从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入手,则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平台和途径。     

“观念的诠释”及其诠释有效性——以孙复的尊王观念与欧阳修的人情观念为例

"观念的诠释"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北宋理学的孙复以"尊王"观念诠释《春秋》和欧阳修以"人情"观念诠释《诗经》的经典诠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观念的诠释"是指一种思想系统自觉地借由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进行文本阐释与自我论证的诠释范式。对于"观念的诠释"有效性的审察,不仅是对惯常使用的文本原意与诠释意二分框架的反省,也是对经典诠释一般方法问题的思考。任何满足逻辑充分性与意义充分性的"观念的诠释"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意向"来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其使用需要在方法论上具备分辨不同诠释系统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能力。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古文字材料在古书释读中的重要作用举例

古代典籍经过历代传抄改写流传至今,必然会有不少讹误之处。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保持了古时的原貌,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窜改,可信度较高。用出土古文字材料来对传世古籍进行校读,可以解决许多古籍中的疑难问题。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文学史秩序·经典·权力

经典是文学史的骨架,经典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重要职能;经典的形成受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监控与规引;经典作品的释义是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中轴.     

开学养正须识经,昭明有融莫忘典——试论“经典”习阅之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素有崇"经典"之意识。在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搞清楚"经典"之何谓,并明确"经典"解读意义之所在对于我们更好的领会、吸收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建设、丰富、发展民族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论《孟子》的意义阐释与经典建构

《孟子》的经典地位并非与生俱来，必须经意义阐释方可获得。在不同理论视阈下，《孟子》的主要命题被不断拓展、深化和转化。《孟子》中的经验性描述由此获得理论支撑，成为普遍原则，从而取得对现实人生的话语权。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文学性：文学经典界定尺度的悖论性处境及其跨越

对文学经典的界定关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文学性"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晶。由于"文学性"的本质性和流变性,使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尺度显示出多重悖论性处境:其内涵既具有理性上的本质主义又具有经验上的历史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既树立权威性又否定普遍性;在操作规程上既表面重视单一的文本特征又深层涵盖多重累积性因素。要实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或重构,必须跨越这些悖论性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