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理论的又一次探索——《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评介

邓章应先生《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是2012年5月出版的一本文字学理论著作,该书以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为材料,着重从文字学的角度讨论了原始文字的产生、发展及流变,创造性地提出了造字机制的理论。     

试论汉字的理据

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形体构造与它所记录的词在意义上具有一定对应关系,古人由此总结出六书理论.凡是符合六书造字原则创制的文字为理性造字.以理性造字产生的汉字形体具有构字理据.汉字变异破坏构字理据,但其变异轨迹、动因和内部机制可以解释.凡形体变异能解释,可称变异理据.有的讹变形体经过改造,获得新的构形解释,可称理据重构.     

从汉字的发展过程看造字法

汉字系统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研究造字法应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考察。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发展过程的每一变化都反映了思维的发展变化。文字的发展分四阶段：（一）前文字阶段产生文字画;（二）图画文字阶段产生象形字;（三）表意文字阶段产生表意字;（四）形声文字阶段产生形声字。每种造字法的产生都与当时人类的思维发展水平相对应,各阶段文字都在构件与功能上有着不同的特点。划分象形、表意、形声三种造字法是站在狭义文字学的立场上进行的,由此出发,转注、假借不是造字法。     

甲骨文与原始楔形文字新造合体字构字比较

甲骨文和原始楔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早期文字发展的某些特征,二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在造字机制理论基础上,通过比较甲骨文和原始楔文新造合体字构字的组合方式,可以发现二者的共性和个性。原始楔文组合方式除与甲骨文共有的义义组合、义音组合、音音组合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组合。这些组合方式对新造合体字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汉字造字法则“六书”说

汉字是根据什么法则拟造的？这个问题早在先秦就提出了造字法则的“六书”理论。对“六书”理论历代都有所研究。对历代学者关于“六书”理论研究加以归纳总结,可知汉字造字法则实际上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     

湘西苗族民间苗文造字体系

1956年,政府为湘西苗族创制出了一套通用的拉丁字母苗文。这之前,湘西苗族没有一套通用的苗文,但在民间,曾经创制过汉字苗文、古丈苗文、板塘苗文、老寨苗文和速写苗文共5种用于书写湘西苗语的民间文字。其中汉字苗文、古丈苗文、板塘苗文和老寨苗文四种属于汉字式文字,速写苗文属于汉字式字母文字,它们各在一定的地域和范围内运用。构形上4种汉字式文字以方块汉字为基本构形,互相之间有同有异;速写苗文属仿汉语拼音注音符号创造的一套符号,而非方块汉字。造字方法主要有假借、形声、会意、类推和注音法。     

说文部首的成因及构成

部首是字书编纂中提出的概念,可分为造字法原则的部首和检字法原则的部首两类,后者由前者转化而致。其所以转化,同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变化有关。《说文》部首是最早的造字法原则的部首,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掌握汉字构造的理据特征。     

浅论仿拟辞格的英汉互译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分析英汉仿拟辞格在生成机制、交际目的以及使用偏好等方面的异同及其语言学理据,认为就生成机制和交际目的而言二者同大于异,差别主要在于仿拟的使用偏好,而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英语和汉语各自不同的文字特征,即英语的表音性和汉语的表意性。了解英汉仿拟的异同及其理据,对于这一辞格的英汉互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释“蜀”

对“蜀”字造字本义的传统解说提出质疑,指出“蜀”象野蚕之形或象毒虫之形的传统看法缺少有力证据,认为“蜀”字的原始构形理据是由蟾蜍与蛇嬗等动物构成的。考释佐证采用古文字字形材料、地下出土材料和现有文献书证材料作综合论析。     

园林艺术中的"六书"思维

造字法蕴含着先民认知事物的思维方法,汉字造字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表意符号的设计思维过程。把汉字造字与园林艺术的造景进行类比分析,发现它们在设计思维和方法上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思维方法,有益于理解和欣赏传统园林艺术,也有助于现代园林艺术的再创造。     

英语委婉语的出典、理解和汉译

通过对英美名著汉译本中出现较多的英语委婉语误译现象的剖析,着重阐述了译者充分了解所译委婉语的出典和涵义对汉译正确表达的重要意义;强调英语委婉语的汉译同样须尽量再现英语委婉语的语言学特色和效果,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原作者的创作风格和语言特色。     

翻译的语用等效探究

翻译的核心价值是等效与达意,它没有绝对对等,只有最佳关联。翻译的语用学视角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语用翻译站在沟通源语与译语两种文化的立场上,根据原文语境,准确理解原作内容,从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等因素出发,提倡对原文进行重新提炼,运用替换、简化、改写或者零译等手段,以最佳的语言选择策略,力求与原文相对应的语用效果。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郭秉文与现代大学校长形象

王尔德是英国戏剧文坛巨匠之一,其戏剧对话妙语连珠,无论从音律、词汇还是句法修辞上都极富艺术性,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翻译转换王尔德这样富于表现力的文笔实非易事.然而,余光中和张南峰在翻译王尔德的代表作<不可儿戏>时,利用汉语中丰富的语言艺术手段,甚至采取创造性补偿的方法,对译文进行了巧妙处理,再现了原文的文体风格特点,为其他译者翻译王尔德的作品做出了表率.     

文化视域中的中国文章史研究

中国文章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大概分为认知文、交往文、祝颂文和述怀文四类,分布于典册、子史、骈文、古文、制义、报章(至20世纪中叶)等六个时期,并以认知文使用频率最高。20世纪前半段中国文章成功实现了文言到白话的嬗变,而后半段多元化写作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中国文章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一元化社会出现的“文以载道”思想含有特定历史的优劣品格,文章审美取向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根源,它们都与传统美文的承载体和写作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联。     

从先锋回到现实——试探余华90年代小说创作的转变

余华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自然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本文将以1990年为界,分别讨论他前期以短篇为主的创作以及90年代以长篇为主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从而展示他早期的先锋创作到90年代创作回归现实的转变,并探讨他转变后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寓言与寓言式作品

有寓意的作品即为寓言,一些作家如但丁、斯宾塞、卡夫卡被视为“寓言型作家”等提法是否妥当?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首先明确判断寓言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只有那些短小轻快幽默、运用劝喻或讽刺、可以“合理地破译”的作品才可称之为寓言。而有寓意的作品虽具有寓意丰厚、并运用比喻、象征、投射等手法,创作由小见大、由具象到抽象的艺术“模型”等寓言化特征,只能说明其作品有寓言化倾向,可称为寓言式作品。这些创作寓言式作品的作家,因未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寓言,并不能称为寓言型作家。     

穿越文本的精神历险——当代女性写作的原罪解读

女性写作是一种存在性“发言”。女性只有自己书写自己,才能深切地把握自己。爱与死、伦理和宗教,是女性写作的真正主题。人类精神中的原罪意识在徐小斌、铁凝等女作家的作品中有意蕴深刻的文本体现和文化读解。原罪书写是当代女性写作再一次的精神历险,显示了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展现了更为成熟厚重的格局。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