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文化自信视阈中的康有为孔教思想

作为尊孔保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康有为力证是由于孔教的真精神没有得到彰显才导致中国的贫弱落后,作为人道教的孔教,自有其他宗教文化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维系与存在、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因相系,捍卫孔教之真义,延续文化之命脉,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     

康有为孔教情结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改造,并赋予宗教地位,试图利用孔教来抵制西方宗教的入侵,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民国初年,再次掀起倡立孔教运动,试图利用孔教规复人心,却被指为为复辟张目而遭到批判。康有为的孔教情结对他本人和儒学的历史评价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现实功能的定位问题。     

建构与解构:康有为与西美尔宗教理路比较

康有为与西美尔同对宗教问题致力一生,却采取了建构与解构两种不同的方式。康有为从三个层面进行孔教论的建构:通过孔教复原的方式提升孔子为创教之主;对教义进行推补,将其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建构孔教会,完善孔教的组织形式。西美尔则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分对传统宗教进行解构;他指出传统建制宗教在现代社会日益没落,而作为人类天性的宗教性并没有消除,转而以个体主体性宗教的形态继续存在。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平等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状态？——论康有为、谭嗣同平等思想的差异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对平等的推崇令人注目,正如相同的理论来源决定了两人平等思想的相同性一样,对孟子与庄子的不同偏袒注定了其平等思想的差异性：对平等内涵的界定,康有为利用孟子的性善说与天赋人权论相互印证,将平等说成是人“直隶于天”的天赋权利;借助庄子的破对待与佛教思想融合,谭嗣同将平等理解为不生不灭即微生灭的宇宙状态。对平等内涵的界定隐含着对实现平等途径的理解,康有为在人人自主、独立中关注女子的自主和独立问题,将“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视为通往平等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演绎为“毁灭家族”的平等之方;谭嗣同在通而平等中执着于破除对待,在“人我通”中希望“别生种人”达到“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平等状态。     

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被视作糅和中西所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体系。康有为在构建维新变法理论时,始终处于维新和复古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试图以西学作为变法维新的武器,另一方面,他却又不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康有为所设想的近代化道路必然是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因而,他的最终失败也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的批评

考察、分析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以及何启、胡礼垣对其演说内容所作的批评可以发现,同属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所以会对康有为在演说中提出的经义之论、义愤之说进行尖锐的批评,原因有二:他们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妨碍中国向西方学习,阻碍中国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康有为的说法对救亡图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有可能招致中国速亡。     

经学·儒士·汉赋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形成汉赋的艺术风格特点的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日本：康有为研究关键词

对于康有为来说,他的政治生涯、诗文创作乃至情感世界都被日本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与日本的恩怨纠葛主要集中在维新变法、流亡海外与晚年寓居三个时期,其中的缘由、结果与影响值得研究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