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编校质量的波动与管控

编校质量是期刊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通过差错率这一核心指标来衡量。根据差错率标准,编校质量有合格与不合格之分,质检中的“伪差错”亦可能因申辩成功而转为“合格”,可见,编校质量结果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期刊编校质量的不确定性是指期刊编校的质量差异与质量波动。这种不确定性是编校过程中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解决此问题需要从流程、人员、知识管理等方面对编校工作进行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系统管理,规范审编校出版工作流程,加强编校知识管理体系建设,强化监督检查。     

对"编校合一"式校对工作流程的探讨

采取科学合理的编校方法是降低编校差错率、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手段。文中结合诸多高校学报采取“编校合一”校对工作的实际,提出可以通过改进其编校工作流程,采取自校、交叉校和当期责任编辑负责制的方式,在“三校制”的基础上,更好地改进编校工作的质量。     

图书编校质量滑坡的根源探析

近年来市场上图书质量问题屡屡出现,尤其是图书编校质量总体上呈滑坡趋势.造成图书编校质量滑坡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编辑加工作用正在弱化、图书出版的时效性限制、编辑职责"后移"现象加剧、社会价值观与评价体系的影响和编辑队伍建设不够完善等.     

关于提高图书编校质量的若干思考

该文认为，出版社及其编辑人员应对图书的整体质量全面负责，不能仅仅满足于纠正文字及标点符号方面的差错．为了提高编校质量，首先应在提高图书的内容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推出精品书、特色书和优秀的畅搞书，第二应充实编核力量，使之与编书工作总量相适应；第三应建立审读员队伍，切实抓好审读员管理和考核工作；第四应改进分配制度，充分调动编校人员的积极住和创造性；第五应健全学习进修制度，不断提高编校人员的政治、业务水平；第六应加强对编校、出版、印刷等各个环节的监控工作，层层把好质量关．     

提高图书文字质量探讨

我国新闻出版署十分重视图书的文字质量。然而 ,“无错不成书”仍为出版业的老大难。笔者对导致图书文字质量差的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 ,并对提高图书文字质量之管理提出独特的建议。从作者来稿到编辑加工、复审、终审、校对、照排、质检层层把关 ,环环相扣 ,以期图书文字质量能大大提高。     

校对工作的心理学思考

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校对。认真研究校对工作的全过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提高图书编校质量尤为重要。校对人员的心理学研究需要高度重视。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应强化参考文献查错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是我国科技书刊查错的重要依据。本文比较了该《细则》两个版本在参考文献差错认定方面的不同,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应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确定参考文献差错认定范围,强化参考文献差错认定,有效减少科技书刊参考文献失真现象,提高科技书刊编校质量。     

新形势下图书质量的制度保障

图书质量是图书的生命。近年,国家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图书质量的监管力度,各出版社也纷纷纠正以往编校合一、校对外包、制度不健全等不利于质量提升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来保障图书质量。其中,来稿前的制度预控,来稿后的制度落实,付印前的制度把关都很重要,制定、落实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是保障图书质量的基础和前提。     

个人电脑普及时代编校模式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个人电脑不断普及和推广 ,以及电脑排版技术在出版业广泛应用 ,图书的编校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折校法自然淘汰 ,校对工作量已大大减轻。笔者结合自身的成功经验 ,探索出一条新的编校模式 ,以保证图书质量并缩短出书周期。     

政策导向与编校质量

本文从分析我国出版业编校质量滑坡的情况入手，论述出版单位内部微观政策措施对编校质量的直接影响，认为分配、考核等机制的不够完善，是导致图书差错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谢朓诗歌系年考补

文章对《谢宣城集校注》中已系年与未系年的部分诗歌进行了作年考订,订正了若干错误。并对《校注》于有关作品的误注进行了辨证,如《校注》认为《酬王晋安》中的王晋安为王德元,实则为晋安王萧子懋,等等。同时,还对谢集者中的有关诗作进行了清理,认为其乃为他人之作混入谢集者。所有这一切,皆可供使用《谢宣城集校注》者参考。     

在量化时代造就有质的人——白壁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的读后感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欧文.白壁得于1908年撰写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在近一个世纪后读来,就像是为今天的高校现状而写,令人惊叹历史的契合。在今天这个量化的时代,必须造就有质的人。量化必须为质服务。文章旨在取其精华,引为借鉴,以促进人们对中国高校目前状况的反思与探讨。     

略论从教师、科研人员到编辑的观念转变

本文主要论述教师、科研人员转岗成为出版社编辑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转变观念:由专攻一门学科的"专才"转变为兼修百科的"通才";由只注重学术研究的"书呆子"转变为兼顾出版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精明人":由闭门钻研、甘于寂寞的科学工作者转变为广交朋友、搜集多方信息的社会工作者:由科学观点的提出者、科学成果的总结者转变为书本价值的评价者、书本质量的保证者.     

天一阁本《石鼓文》之递藏误读及拓本年代

天一阁本《石鼓文》,自全祖望发现后,先后被数次重摹,甚至在光绪年间重摹至国学韩文公祠与石鼓原物交相辉映。因此本毁于咸丰兵燹,后世多以重摹本为参考,故对其递藏少有梳理。全祖望是此本的最早著录者,但其所录诸家递藏时,存在顺序颠倒,致使后世对此本递藏之误读延续200余年。递藏者的改变,使得此本的传拓年代成为新问题。借助钱大昕、张燕昌等相关文献,基本可以推测此本的年代应在北宋中后期的70余年间。     

从《世说新语》看汉魏六朝时期少年儿童的基本素质

《世说新语》中有一部分对于当时少年儿童的言谈、仪态、思想、行为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比较零散,也不够丰富,但我们仍旧可以从道德素质、思维素质、角色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和仪表素质几方面比较全面地看到那个时代对新生一代的素质要求,它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少年儿童的基本素质构成。《世说新语》对于少年儿童的记叙、品评,让我们在了解汉魏六朝时期少年儿童基本素质的同时,也为当今的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内容。     

国际化视野下的图书版权贸易人才探析

随着中国出版业国际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图书版权贸易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图书版权贸易人才的地位和意义日渐彰显。图书版权贸易人才涉及领导人才、编辑人才、翻译人才、创作人才和操作人才,每类人才各有其素质要求并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图书出版企业的版权贸易人才队伍可以通过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和整合人才等多种途径进行建构。     

关于我校馆藏及读者服务情况的统计分析

在对安徽理工大学图书馆馆藏建设及读者服务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的主要项目及内容如读者到馆率、读者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读者对馆藏质量和服务质量的评价等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就馆藏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提出了一些对策。     

《易经》思维方式的诗性品质

《易经》的思维方式极具诗性品质,是美学性质的。《易经》思维方式的诗性品质由以下三种特质构成：“类”性思维特质规定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质,构建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总体框架;“象”性思维特质凸显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唯象特征,生成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运思模式;“悟”性思维特质揭示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心理机制,形成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心理特征。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