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榆柳的种植及其文化意蕴

为了军事防御、维护河道、取材与成荫,宋代政府曾将种植榆柳作为一个国策大力推行,遂使得榆柳在宋代得以大面积种植,这种广泛种植榆柳的社会现象,直接影响到宋代文人墨客的文字抒写.除了榆柳的习性特征常常作为宋代文人情感寄托的载体之外,与榆柳功用相关的诸多社会生存事件,从而架构起宋代文人物化情感的又一途径.以至于榆柳在宋代,许多时候幻化成一个文化名词,彰显着多种文化意蕴.     

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清初尺牍文体的再兴与文人著述交游:基于王晫往来尺牍的考察

尺牍文体盛行于万历年间,康熙时期再度兴起,这是晚明清初文人日常交往中刻意筹划著作的编刊与传播的必然结果。清初杭州文人王晫著述颇丰,尺牍往来日繁,有意将其保留、刊行,并纳入全集与同人集,还在多次编纂中对尺牍文本进行改动。尺牍既是交游的媒介,也是其写照;既伴随著述的赠送、交换,又是关于诗文著述的独特阅读反馈,被用以提高个人声望。尺牍超越实用功能而升格为著述文体,文本形态被数次重塑也是其地位上升的体现。王晫往来尺牍可谓清初普通文人力图通过著述与交游提升文坛影响力的缩影,为探析清初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学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景泰十才子”群体活动与明代文坛的众层化现象

作为明代前中期的文学群体,“景泰十才子”的内部往来和外部交游均可以反映出明代文坛的众层化现象。他们内部阶层迥异、职业不同,外部的交游对象也涵盖王公贵胄、馆阁文臣、布衣山人、巫医百工等各个社会层级。过往将其视为景泰年间的文学群体是文学史的误读,“景泰十才子”的文学活动与永乐、宣德间台阁文人存在交叉,并且也曾创作不少颂圣作品。该群体的诗史地位存在逐步升格的情况,以此也可见明清学人的明诗史叙述策略。     

论宋代民间词的曲化倾向

今天的研究者对词体性的认识，一般都以宋代文人词为文本基础，但文人词并不能代表宋词的全部。当文人词日益脱离音乐成为诗歌的别体时，宋代民间词却一直沿着音乐文学的道路发展，并在城市市民文化的孕育下遵循着市民阶层自己的文化要求和市民文艺的发展规律演变着，由此，宋代民间词的发展便具有了曲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在文化体征上，宋代民间词具有市民文艺特征；在表演形式上，具有表演化和伎艺化倾向；在文体形式上则具有句法自由化的特点。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宋代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

宋代文化对外传播的具体四条途径 :使节往来、僧侣活动、商贸活动和移民。宋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丰富了中华文化圈内各国的文化内涵 ,改善了南洋诸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并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研究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具有封闭、宁静、幽雅、黯淡等多方面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意象在宋词中的频繁出现,这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蕃处中国：宋人笔记中的西域

宋代的地缘关系影响到中原士人对西域地区的记录和书写,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状况的考察是洞察宋代西域地区的重要视角。宋人笔记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物产异闻、于阗美玉、地理形胜等物象,既有对当朝史实的记载,也有对前朝旧事的回忆,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不仅扩大了宋代西域的史料视野,还弥补了正史未能详载的缺憾。在记录手法上,宋代士人继承了历代仕宦文人关于西域书写的基本传统,并在记述立意上体现出“蕃处中国”的文化追求与政治理想。     

宋代山水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林泉之志"与"民胞物与"思想的感召下,文人们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山水吟咏变得更为普遍化和日常化。这与前代文人倾心自然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宋代哲学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宋代文人向往自然的"林泉之志"、与物为友的"物与"情怀以及渴望身心自由的"野性"之咏,皆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而在此思想基础上大量涌现的山水诗作亦呈现出生机之美、纯净之美、和谐之美等种种生态美韵。     

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

宋代的馆阁号称蓬山藏室和育才之府,因其地位的非同寻常,故其曝书活动亦倍受关注.期间文士纵观馆库秘书,以知图籍之富;朝延安排旨酒佳馔,以见崇儒之盛;帝王传赐典册翰墨,以宣惠爱之深;文人赋咏题名,尽显风雅.宋代馆阁曝书活动的文化意义在于:提倡文治,优宠儒臣;促进了宋人的翰墨风流;加强了文人的集团性、群体性.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     

玄意人生--关于魏晋南北朝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一种的解读

玄意人生是魏晋南北朝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的一种概括,它是玄学经中朝名士而向生活情趣化转移、沉潜的结果,同时又与儒家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化人生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主要的表现是超越于表演性的皮相之外的玄境与闲境的统一,以及文人对真之境界的追求.分析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能使我们对中古文人及其审美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其时诗文的解读.     

宋代伎艺人的教化活动

宋代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勃兴,以娱乐表演为谋生手段的伎艺人群体迅速壮大。其中以讲史和杂剧等文艺表演为支点、以失意文人为中坚的一批伎艺人,并不因社会的偏见而自轻自贱,他们忧国忧民,深察民情,将民众的呼声上达,将统治者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广泛渗透于社会基层和民众日常生活,他们的文艺教化活动是宋代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门画派的书画酬酢与明代江南文人社会文化网络构成

明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士绅社会,文人应酬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的吴门画派上接元代江南文人之气,下启清代四王“正宗”,在中国文人画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标志着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的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向来喜爱以群体性形象出现的文人集体,吴门画派热衷于结社宴饮式的文化消闲活动,留下大量应酬性书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新资本理论,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对吴门画派几位重要人物的书画酬酢进行梳理,围绕明代江南文人是如何通过书画交游形成区域性社会文化网络、酝酿新的美学思想、构建文人画话语权、实现文人社会价值展开论述。初期,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江南文人们追求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后逐渐实现经济资本的转换。书画酬酢不仅是画家审美理念的艺术表达,更是维系和拓展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工具。通过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互动,江南文人群体将其审美思想推广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加强了文化话语权,使吴门画派率先成为明中叶后的文化先锋,被大众所认可。     

论宋代茶磨与器物文化

宋代是器物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制造业及繁荣的市井经济,宋人创制出一批精美的生产、生活器物,如文房中的笔山、砚屏、澄心堂纸,又如茶事中的金银制茶具;宋代是一个“雅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宋代文人的业余生活大多与雅事有关,对各类器物的收藏、鉴赏、推广即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茶磨即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通过对茶磨一物的考察,可见宋代器物文化独有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并重的特点,宋代文人在茶磨身上寄托的精雅审美品味与闲适生活理想,以及宋人对器物文化不遗余力的弘扬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