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类诗意的栖居——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看中国士文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隐居和诗作使他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生存、生活和创作,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部分地实现了生命的和谐,反映了他的超迈峻洁的人格。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探讨出“人类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内容。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一部有见解的论著——读《陶渊明论略》

陶渊明是一个普遍得人喜爱而又被人热心研究的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着眼于对其进行阶级分析,判定其为进步还是落后、甚至是否反动的性质上。从文学本身,也曾围绕着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展开过论争。这虽并非毫无仰益,但对陶渊明研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近十年来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局面已经改变。李文初同志的《陶渊明论略》一书,是新形势下的可喜成果。它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上所花心血的结晶。细读全书,我感到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全面地、系统地去评述陶渊明及其创作,而贯注于研究中的症结,不避枝经肯萦,进行条分缕析。因而它是言之有物的,是一本有见解的评陶之作,不仅对于一般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作者之有见解,首先表现在不泥古。如《诗品》关于陶渊明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历来人们只在其评价是否公允上产生过异议,而没有人怀疑过它是否真的是钟嵘说的。李氏却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其中的破绽,指出从钟嵘仁推至陶渊明还不到九十年,何以谓之“古”了又从有关古籍记载中归纳出齐梁人称汉以前为“古“,而并不称魏晋为“古”的结论。进而又具体地分析了这/\九十年间被《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列入,’]急逸传”、“处士传”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诗人;《诗品》中称作幽处士”、“征士”的诗人又皆在陶洲明之前或与之同时,没有源出于陶渊明的,故无所谓“宗”。从而认定今本《诗品》中这一句话不出于钟嵘,怀疑其为唐以后人读《诗品》时批语所窜入。说得有理有据,论证严谨。作者之有见解还表现在不从众。学术研究是不以多数为标准的,而且以人云亦云为大忌。目前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中,有一些意见是“权威性”的,甚至是众口一词的。如陶渊明享年据沈约《宋书·隐逸传》多定为六十三岁,《形影神三首》是针对释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是批判佛教思想的;晋宋之际,玄风对文学的影响都是不好的等等。但李文初同志经过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如谓陶渊明的生年、享年当抛弃沈约的说法而以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为是;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当为始仕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参军,而非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洲形影神三首》与批判佛教毫不相干,陶诗的意境、风格、语言恃色都可看出玄学的启发与影响,因而“我国美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发生巨变、诗歌艺术引起重大创新、整个文坛呈现出新的转机,究其原因,恐怕与玄风大有关系”。此外,还认为自然与名教的和谐统一钩成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核心;陶诗风格的主要特征可以“自然美”三字概括等,都很有新意,诚为作者长期读书、思索、积累而来,而绝非一时兴致可得。从《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陶渊明评价的来龙去脉是摸索过一番的,并常常以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格、鲁迅、朱自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每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都不但靠见识,而且靠工夫。在论证方法上,常把文字训话、史实考证、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如在《论陶渊明之隐》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晋宋之际人们对隐逸的多种理解与不同态度;提出所谓隐者有朝隐、充隐、形隐、心隐儿种类型,然后阐明陶渊明之隐是颇近心隐的一类。他如《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中对生死观的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陶诗的理趣》中对“自然”之义的推敲,都体现了一种踏实、细致的学风,而无空言泛论、随感意测之弊。文学本身具有社会价植与审兼价雌。对阳诗的评价,过去主要以社会学的眼光,这是必要的,今后也不可少,因为社会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陶渊明论略》中《论陶渊明之隐》、《陶谢诗的比较研究》等篇,正是从社会关系上、从整个时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剖析、廓清了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凤时作者又较多地从美学的角度对陶诗的艺术特爸给以细心的分析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论陶渊明的“农本”意识及其审美意象的特点

陶渊明是古代中国的一位文化名人，他的个性范式和审美趣味曾给予后人深刻的启示和持久的影响。这已由其后的诗人、诗评家们对他和他的诗的赞誉推崇作出证明。然而，历代论陶者是否透彻解读了诗人和诗人的作品呢？检机他们的议论，我们很难得出完全肯定的答案。历代论陶者，或视其为隐逸避世之士，赞赏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或视其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神往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平和。但隐逸之土自伯夷叔齐以下，史不绝书；田园诗人继陶之后，又有王维、孟浩然、储光义、范成大请名家。身列其中，陶渊明的独特之处何在…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

<正> 在我国文学史上,自陶渊明始,形成了所谓田园诗派。但读其诗作,我以为只有陶渊明的田园诗独一无二,其他大都缺乏田园真味。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谈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纯真的美魏晋时代,士大夫多逃避现实,隐逸之风大炽。但有个特点,即隐者不必尽遁迹山泽林薮或回归田庐躬耕,而是立身朝廷,高官厚禄;但不营世务,静默守玄,以求超然无累。这样,既可借“隐”之清名抬高身价,又可生活优厚,饱食安步,把“仕”与“隐”统一起来,一举数得,这就叫“朝隐”。但陶渊明不同,他不追求名利富贵,真心宣布归隐田里去种田,尽管他归隐之初有奴仆代作,他还是参加劳动。以后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躬耕亦多,与农民的距离越来越小,共同情趣越来越多。这是陶渊明田园诗富有人民性和纯真美的根本原因。其次,他性格尚真,以真为美,以伪为恶。《宋书本传》赞他“率     

"陌生者"叩问的回响--《陶渊明新论》在上海出版感言

冈村繁先生在《陶渊明新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表面上看,陶渊明似乎脱离世俗的荣达纷争,始终恪守恬淡寡欲的孤高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极任性地固执于自我本位主义生活方式、并且有很强世俗欲望的人物。换言之,支撑他隐逸生活的是一种极其任性的自我意识和奇妙变形了的世俗欲求。”这样的陶渊明新论,在中国学界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与陶渊明分别为美、中两国文学史中以"隐逸"著称的创作者和思想家,他们都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个人对于人生和时事的人文关怀.文章试从两者对"朴"的诉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结合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比较论述他们"隐逸"情怀的异同,探寻中美异质文化思想会通中所具有的精神启示.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李华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他有不少称谓：梁钟峰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隋王通奉他为“放人”（意即放浪之人）、宋朱熹说他是“带性负气底人”、清龚自珍尊他为“卧龙豪”等等。通常，人们称他为田园诗人、隐...     

无依的孤云:陶渊明与晋宋政局

本文从《归去来兮辞》出发,结合《命子》诗以及丰富的晋宋史料,对陶渊明的仕隐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还原性阐释。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都有现实的政治原因,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在门阀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所作出的选择。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的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桓玄一边。陶诗中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生活中的陶渊明本人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时,陶渊明的一生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不朽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浔阳陶氏家族在门阀政治领域的失败在客观上促成了陶渊明诗国巨子的不朽地位。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园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