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差异研究

文章根据1993～2007年中国东、中、西部29个省、市、自治区组成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异质协整和因果检验等方法检验了中国FDI、进出口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地区各因素与经济增长构成了良好的反馈效应;在中部地区,除FDI外,进出口贸易均是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还形成了稳定的反馈效应;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构成了FDI、进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而反馈效应仅出现在进口贸易上.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出发点,选取1983—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保持着稳定均衡关系;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虽然脉冲响应效果不是很大且存在滞后性,但是影响贡献率的增速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趋势的现象会得到有效调整。     

中部地区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199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中部地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来自于国内投资,劳动力因素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趋于下降,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还不明显.     

近30年浙江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利用FDI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省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浙江省1985—2008年统计资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一元线性回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而浙江经济增长又将会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浙江要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利用FDI,以促进浙江经济的增长。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

一、引言改革开放2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浙江省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据点对中国经济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中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开放,使得外国资本也纷纷选择中国市场。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在近几年高居不下,FDI对GDP的促进作用逐渐成为热门课题。     

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文章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对武汉市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表现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虽然外资在量上一直在增长,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约为1.67%。外商直接投资仍有很大潜力,但应以质为导向。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测算方法,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使用连环代替法进行测算将取得更好的分析结果。在阐述了测算思路后,对2000年以后至今的FDI总量和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为今后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提出了对策建议。     

四川省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7～2007年四川省GDP与FDI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对该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FDI和国内投资对江苏经济影响之比较分析

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种知识资本,与国内资本相比代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因而本文区分了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的供给效应大于需求效应;FDI对经济的贡献大于国内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与其他省份平均水平相比,江苏省国内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偏小。因而在今后的发展中,江苏省不仅要加强引资工作,而且要提高对国内资本的使用效率。     

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

文章试图对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一定量分析。为此,首先将国内部门分为信息产业与非信息产业两大部门,并以这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模型,然后根据湖北省的有关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的边际产出贡献很高,从而说明对信息产业应继续加大投入,引导和扶持信息产业的发展,以促进整个湖北省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     

门槛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所谓的“门槛效应”。本文采用Hansen（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以10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横截面数据,对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多个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都存在着“门槛效应”。我们发现,当贸易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可将“低收入-高工业”的国家分成两组。而在“低收入-低工业”、“高收入-高工业”和“高收入-低工业”的国家和地区中不再有“门槛效应”的存在。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

Azariadis和Drazen(1990)的人力资本门槛外部性理论研究发现,引入人力资本后两部门增长模型存在多重稳态均衡,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一门槛值后经济体进入新的平衡增长路径.然而,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人力资本对FDI等单一影响的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在经济增长框架下讨论中国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力资本门槛值,并考察了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对物质资本、FDI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回报率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效应确实显著存在,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的门槛值达到9.75年,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后物质资本和FDI回报率均大幅提高.     

中国四大板块物流业发展质量测度及平衡性研究——基于物流业效率视角

基于物流业效率视角,构建物流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uper-SBM模型对中国四大板块的物流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采用绝对β收敛模型和条件β收敛模型对四大板块物流业发展的平衡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物流业发展不平衡,且东、中、西部地区呈三级阶梯状分布;(2)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存在绝对β收敛,部分板块之间存在“俱乐部收敛”;(3)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存在条件β收敛,经济发展水平和物流业专业化程度是板块内部和中国整体物流业平衡发展的显著驱动因素。四大板块应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板块之间应共建大物流,以促进中国物流业的平衡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福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在福建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运用因果检验和时间序列的单整、协整检验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和福建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外国直接投资和福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的结论。     

中国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门限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199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门限效应＂。主要结论有：科研、教育支出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促使科研支出产出弹性出现＂门限效应＂的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当人均GDP高于7 480元时,其产出弹性从0.144提高到0.177;促使教育支出产出弹性出现＂门限效应＂的主要是教育支出自身的大小,当人均教育支出高于298.87元时,其产出弹性从0.207提高到0.222。因此科研支出要视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适度投入,而教育支出则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工业增加值计算发展速度研究

近期工业统计改进工作中,建立了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并使其成为工业总量的导向指标。但它同净产值指标一样,也必须解决发展速度计算的问题。 好的工业增加值发展速度的计算方法,应当具备四个条件:(1) 理论上是正确的,能够用数学方法进行推导验证;(2)通过多年实际统计资料的验证,能够反映工     

金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金融科技门槛作用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针对金融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在不同金融科技水平下,金融科技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表现为门槛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门槛效应模型对省域数据进行考察,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结果表明,制度质量达到一定程度,金融科技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