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减贫异质效应的实证

文章在构建基于扶贫的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基础上,以安徽为例,采用工具变量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政策的减贫异质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政策对增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且精准扶贫贷款政策具有更好的减贫效果;但对非贫困县域,省级、国家级贫困县域减贫效应呈现递减现象,表现出"锦上添花"的效果。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业就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能促进金融业就业的增长,但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要强于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作用.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城乡收入差距PVAR模型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对我国东部十个省市1980-2008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效率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无论是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较小。     

金融约束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效率

 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本文首先分析在租金分配的所有制偏好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特征下,我国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升对不同部门的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速度的影响,进而探讨金融约束政策下金融发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以2000-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对我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金融效率提高对经济效率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农村多维减贫

文章运用我国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指数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且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减贫,而且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减缓其他地区的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其中,对农村收入贫困减缓两种效应均最大。因此,应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交通网络的空间布局,发挥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以促进农村多维减贫。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检验

2020年后,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从绝对贫困转向了相对贫困,而金融素养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其是否能发挥改善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以促进长期减贫,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两期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素养与相对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素养指标,并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Ⅳ)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状况的发生,促进家庭金融决策优化是金融素养发挥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     

国家抽样调查县的代表性问题研究

中国在1984年确定了国家抽样调查县,这些调查县一直使用至今,已有20多年。利用这些调查县,中国进行了许多关于农业的调查,并且有一些原因一直没有改变这些调查县。近年来,有人对这些调查县的代表性提出疑问,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解释这些调查县能被保持不变的原因,并能找出改进调查的好办法。本文给出一种方法,就是使用调整系数来解决这些调查县的代表性问题,并且利用第一次中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来对方法进行模拟,得到了较好的结果。我国2007年正在进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我们可以应用普查结果来完善抽样调查,提高国家抽样调查县的代表性。我们建议结合面积抽样框进行多样框抽样设计,并可以考虑以县作为中国农业调查的初级抽样单元。     

欠发达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特殊性

摘　　要:内容提要：恩格尔系数作为评价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主要指标,在综合衡量居民生活水平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传统消费观念的抑制,教育、住房、医疗费用的迅猛上涨,收入水平的滞后,统计方法的局限,贫富差距的加大这五个因素的影响,使欠发达县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表现为特殊性     

陕西农村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县域差异分析

基于DEA方法和回归分析法,对2003—2012年陕西省87个县域层面农村金融资金配置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农业贷款产值率与县域农村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存在相关关系,即县域涉农贷款规模与县域农村金融资金配置效率相关。在县域资本流动总量受资本要素收益与财政金融政策双重影响条件下,资本流动的回波效应易于在自然资源欠丰裕的县域出现;而一省县域传统农业向资本较为密集的现代农业转型进程的快慢,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本省农业资本流动由回波效应阶段进入扩散效应阶段之速度的快慢,这是一种需持续引入制度创新以引致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     

要加快县乡统计调查改革

县乡统计调查是我国政府统计调查的基础,是统计调查数据的源头,其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统计调查数据的质量,也将影响到各级党政领导宏观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统计调查部门是为领导宏观决策服务的部门,作为最基层的县乡级统计调查部门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要与时俱进,加快改革,充分地发挥职能,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好务.     

人口规模、“省直管县”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来自湖北省市、县两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构建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湖北省县级和地市级面板数据就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Bordherding-Deacon常弹性拥挤函数的模型比较有效的刻画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地市和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县级公共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价格机制在县域公共品供给中是失灵的，而在地市级价格弹性为负，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地市级还是县级，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富有弹性，符合“瓦格纳法则”；上级财政补助在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不明显。     

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分析——来自中国1728个县（市）的数据

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包容增长及建立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鲜有文献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的因素。鉴此,采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分析方法,使用来自中国2006—2009年1 728个县（市）的数据,以金融排除指数（IFE）为衡量指标,对中国农村金融排除收敛性进行分析,并对影响农村金融排除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条件β收敛的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各个县（市）金融排除总体存在σ收敛并表现出明显的β绝对收敛特征;在控制了地理位置、人均GDP、城镇化比例、受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技术、就业率和商业环境后,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排除表现出条件β收敛;东、中、西三大地区不存在俱乐部收敛,东、西部地区呈现出发散,中部地区表现出收敛。以上结论对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陕西省人口健康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07个县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0—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和陕西省区域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的人口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县级人口健康状况在空间上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陕南地区为高死亡率集聚区,且由东部向西部偏移,低死亡率集聚由中部向北部偏移;人口健康状况存在"中心-外围"特征;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教育因素影响显著,陕北和关中借助优势资源发展,提高收入和城镇化水平,改善健康状况,但陕南地区尚未形成特色发展模式,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有限。建议加强县级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力健康资本提升。     

农户行为特征与农业科技需求——基于对重庆市农户的调查

采用重庆地区16个区县内1 710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农户科技需求的因素归为七类,在此基础上建立排序选择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地区农户科技需求程度不高且存在地域差异;社会文化行为特征对科技需求起主导作用;经济行为特征中的农户收益水平偏低,限制了农户对科技产品的消费能力;农户的社会地位、其它他因素对农业科技需求有负向影响。     

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测评

在我国 ,县 (市 )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 ,准确评价一个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全面了解和比较县 (市 )之间的差异 ,对促进县 (市 )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法研究(一 )指标体系我们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建立起县(市 )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测评指标体系。(二 )测评方法在指标体系确定以后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指标综合起来 ,得出各县 (市 )的综合指数。显然 ,在进行综合测评时 ,各县 (市 )的统计指标值是不能简单相加 ,一是各指标之间的计量单位和数量级不一样 ,二是各指标在…     

Spatial Health Factors with Selection Among Multiple Causes: Lung Cancer in U.S. Counties

Composite morbidity indices summarize geographic inequalities in disease, and are used to distribute resources. A spatial latent variable approach is developed for such an index, focusing on lung cancer in 3,141 U.S. counties. The model incorporates multiple indicators (cancer deaths and incidence), but also allows for population risk variables (area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moking indicators) that affect lung cancer, and for missingness among indicators or risk variables. Selection of significant causes is illustrated, including nonadaptive and adaptive selection. To reflect geographic clustering in lung cancer, the latent morbidity index is spatially correlated, although the level of correlation is data determ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