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媒介之维:立场、视角与方法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扩散和深度渗透,媒介化社会日益成为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可忽视的时代语境,传播学也由此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学科视角。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其它学科的对话,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性特征,并立体地展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实践图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以勾连媒介与社会的研究立场、自下而上的底层研究视角、深入日常生活的介入式研究方法,来管窥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在场"和"嵌入",实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传播学的发声"。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建构——据新浪门户网站内容进行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有所提高,文章通过对新浪门户网站2010年以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虽然有所改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文章探讨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建议媒体如实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     

风险适应与媒介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充电研究

在城市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意识和需求愈加强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学习充电与自我完善。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试图探讨在城市生存挑战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产生充电的想法以及如何进行充电。研究发现,在城市传播系统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激发了自身的风险意识和学习意识。而随着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各种媒介成为他们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利用媒介实现自我充电,提高就业水平、获得社会资本的日常实践,对其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因子的实证研究

从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介评判以及媒介参与四个因子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现状,旨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运用媒介的效能,从而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采用抽样调查问卷、电话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从媒介素养的四个非线性因子研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状况,并且提出西安市政府、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企业、舆论媒体等各个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同,共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空间构建

徘徊于城乡文明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存移民的方式负载了个体价值实现和身份转化的梦想,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处于弱关系的城市生存竞争中,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囿于政策赋予的权益表达缺失,期望获取日常化和生活化的表达渠道。从被动的由媒介传播的话语代言,到洞悉媒介话语的舆论引导效力,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传播情境中发生角色转变,逐步体认和识别媒介表达的符号释义,并依据农民工分层体系,建立差异化的媒介使用和依存关系。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提高和媒介素养的成长性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与大众传播媒介发生了互动关联,在话语表达主体意识和能力上有所提高,为弥合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城乡文化断裂起到影响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供给缺失现状,从成本收益、社会阶层、公共产品、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价值,把握媒介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张力;(2)履行大众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意识;(3)加大社会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提供便利条件;(4)以政府为主体,建立涉农传媒产品的供给投入模式。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文学作品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城镇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维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从文学作品中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切入,以打工者性别差异所呈现出的不同命运为线索,通过文学作者与社会学研究者不同关注点体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和困惑.     

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展望——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关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当前我国城乡融合与一体化进程。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和实际归宿的调查分析,尝试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细化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亚群体：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漂泊无根型,而三种不同归宿类型的内部又富有层次区分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是他们自己意愿的表达,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抉择,是社会结构诸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者对归宿仍处于不确定者居多,漂泊无根型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归宿的典型。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基于江西省的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具有鲜明的特征,例如超前的消费观念、多元化的消费结构以及趋同于城镇同龄人的消费行为等,而这些消费行为的形成受到个体自身、家庭、城市化、参照群体和大众媒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特征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例如有效的目标市场策略、合理的价格策略、便利的渠道策略、适度的广告策略和社会营销策略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错位及其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文化上的完全融入与经济上的非融入,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状态,并成为该群体各种侵财型、情绪型"创新"性风险行动的根源。因此,通过文化重构与经济提升的方法,纠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使该群体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融入同步,是从源头治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优势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还是其个人素质及留城意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适合融入城市的一代。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的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群体特征和自我定位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社会保险发展的阶段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社会保险建设方向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应遵循适量、适度的原则．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和负担能力为出发点,合理规划社会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内择偶实践的动力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传统——现代"的转变,其择偶范围仍局限在同质群体内部,即阶层内择偶。利用实践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城市婚恋场域的客观结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惯习特征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尝试性探索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内择偶实践的动力机制。首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场域中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明确其在婚恋场域博弈中处于边缘性位置;其次,其婚恋惯习受到现代性与传统性交互影响,具有二重性特征。在"门当户对"仍是普适性择偶模式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做出了阶层内择偶的实践,即通婚圈最终限定在阶层内。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媒介的延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传播学探索

近二十年是中国媒体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也恰好是最早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开启城市历程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播环境,尤其是城市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全面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媒介的全方位延伸深刻地嵌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他们城市适应的过程。媒介的影响力则渗透、延伸至整个过程中,从心理认知、思想观念、生活能力、现代性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进而改变了其城市适应的方式、状态与进程。     

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 ———基于曼海姆的代的社会学理论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特有的一个群体,自1978年以来,这个群体已经存在并发展了30多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加速,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加,新的代际差异也越发明显。以往关于农民工新生代或二代农民工的提法已经不足以准确地认识这一群体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文章借鉴曼海姆关于代的问题的讨论,根据宏观社会变迁节奏和微观社会经验、思想模式这些决定代际差异的核心要素,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框架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尝试提出了一个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新设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