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汉唐时期西域生态环境与屯垦开发研究

西域屯垦的兴盛与西域气候、生态的变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全球气候状况的周期性变化,西域气候、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深刻地影响到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方式。汉唐时期西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发展兴盛。但同时由于西域气候的阶段变化和屯垦的时兴时废,给西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汉唐户主资格的变迁

两汉时期,在男性尊长存在的情况下,女性、卑幼均可充当户主。孙吴基本上承袭汉制,但女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魏晋时期,户主资格趋于严格,责任能力较强的男性尊长成为户主的首要人选。到唐代,户主一律由男性尊长充任,只有户内没有男性时,女性方可充当户主。汉唐户主人选的变迁取决于户主对政府所负经济义务的强弱,是汉唐赋税制度变化的结果,与儒家强调的伦理道德无关。     

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制度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南方民族在政治上强有力的统治,导致南方民族社会控制体制发生了质的转变.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变迁,主要是中央政府把外来制度移植到南方民族中,同时南方民族固有的制度对此也产生了本土化的作用.这个时期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三个特点:积极推进国家的控制力度;有限承认各民族的固有控制体系;追求实效而不是形式.     

论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汉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汉化现象;另一方面,游牧民族的一些生产、生活习惯也逐渐融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定时期还曾出现过胡化趋势。正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河西文化。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汉唐时期春节的饮食习俗

汉唐是由立春节向现代春节的过渡时期。它表现为两个演进过程：其一为节庆日期由以立春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正月初一为中心：其二为单一型态的立春农事节庆逐渐过渡到复合型态的新年节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的饮食习俗,其主要表现就是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     

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

东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她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救苦救难是最重要的内容.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崇拜被引入道教,成为道教神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救苦救难的功能渐被观世音菩萨所取代.究其原因,首先佛教以苦立教,注重解脱,道教则以生为乐,追求长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需要获得民众,而道教则有意去民间化.最后西王母信仰有复杂的仪式,而观世音信仰则简单易行.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汉唐柳中屯田及对当今东疆社会稳定的启示

自汉代以来,柳中就是西域重要的屯田基地,唐代柳中所在西州成为唐朝经略西域的后方基地。此后,至少自清代以来包括哈密、吐鲁番在内的整个东疆是新疆最为安定、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之一。柳中是东疆社会的缩影,研究柳中社会稳定与屯田的关系,对于今天维护东疆地区乃至新疆的稳定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有着历史借鉴意义。     

论汉唐时期骑兵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发展

汉唐时期骑兵时代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在秦汉时期初步形成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更为精良的钢铁兵器为基石、以世兵制和府兵制为支撑、以骑兵为中心的骑步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为载体的骑兵战斗力生成模式,同时,军事理论、军事教育训练、军事法制等结构性要素也在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     

论汉唐时期骑兵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发展

汉唐时期骑兵时代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在秦汉时期初步形成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更为精良的钢铁兵器为基石、以世兵制和府兵制为支撑、以骑兵为中心的骑步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为载体的骑兵战斗力生成模式,同时,军事理论、军事教育训练、军事法制等结构性要素也在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     

天象与世变：汉唐时期的“蚩尤旗”星占

汉唐时期,“蚩尤旗”被定义为类彗,而后曲象旗的天象,是兵灾、国丧等灾异的征兆。在汉唐典籍的有关记载中,有为了硬套事应而出现史实错误,如有一次天象不同文献所载事应不同等现象的出现。而“蚩尤旗”的占辞可能也经历了术家根据天象之后的时事,结合现实政治而加以修改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当时民众之所以迷信这些天象星占,是与汉唐时期的现实政治情况,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密不可分的。     

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经济变化与城镇发展间的互动

自汉至唐,因帝国政治、军事及边防安全等多方面因素,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经济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或快速发展,或停滞不前,甚或倒退若干年。而与此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城镇发展,也同样成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与中央政权关系的晴雨表。通过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区域经济与城镇发展进程及其关系的考察,折射出该地区逐步中央化、国家化的反复渐进过程。     

我国南方民间剪纸的文化生态环境

南方民间剪纸是我国南方诸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产物.它孕育于南方古代的雕镂工艺之中,在巫文化的直接催化下形成.南方发达的古代造纸业、冶炼铸造工艺为剪纸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南方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民俗,促使了剪纸中花样剪纸的发展.南国年节社火中热闹非凡的游灯、赛灯、观灯习俗刺激了灯花剪纸的形成和提高.长江、珠江流域发达而活跃的经济文化,催生了大批剪纸艺人和剪纸工匠,他们的参与打破以往民间剪纸以女性为主的专利,成为男女共享的具有多种创作和传承模式的民间文化活动.     

论汉唐时期云贵高原的山地社会及其政治体系——兼论西南边疆华夏化演进的区域特性

[提要]云贵高原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汉唐时期山地族群的分布格局及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并深刻影响了山地人群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复杂程度及其类型。氏族部落与酋邦组织的长期存在,不仅制约了中原王朝的开发经营活动,而且也延缓了区域内部的社会分化与政治体演进。与同期南方山地社会相比,云贵高原地区一直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层级控制体系,山地人群长期游离于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外,使得西南疆域的华夏化进程较南方山地社会更为曲折,表现出独特的发展逻辑和历史文化延续性。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汉唐时期云贵高原山地社会演进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实际上也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社会战乱对汉唐间农业税制嬗变影响的分析

汉唐间农业税制在中国农业税制史上的地位是非常显著的,不仅因其具有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在于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中国农业税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嬗变却是社会战乱作用和推动的结果。在籍人口大量减耗迫使政府把课税方式人丁化,田地大规模荒芜促使其建立均田制,谷帛极其短缺致使其征收实物。     

汉唐明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北的边防设置述要——兼论西北开发的重要意义

我国西北地区是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交错相接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汉唐明中央王朝为了应对来自亚洲北方腹地游牧民族的挑战,在西北地区构筑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这表明,西北地区在中国边防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从中亦可发现中央政府适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非常英明的。不过,在实施西北开发的过程中,应将其提到维护国家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集中、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与民间资本发育不足的实际,为实现西北地区整体现代化的目标倾注推动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