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通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情＂与＂礼＂的冲突模式设置,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晚清以降的社会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潮流中却呈现出＂逆转性＂。对于他们的这种文化选择,应放置在20世纪初的复古主义思潮及社会现实的激变中考察,鸳蝴派作家认为传统文化观念,而不是西方文化理念,更适合作为转型社会必需的价值规范。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开掘与转化中,形成了区别于五四文学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另一种潜在传统。     

简析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艺术新变

鸳鸯蝴蝶派是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以创作言情小说为主。言情小说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在艺术审美、艺术创作等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追求,体现了嬗变与发展的特质,突破了传统美学的既定规范。鸳蝴派作家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小说的现代转型。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接受

鸳鸯蝴蝶派用小说化的艺术修辞手法书写电影人的寻常家事，通过制造心理共鸣和情感共振，为市民最终接受电影这一新的“媒介物种”铺平了道路。他们以电影人的悲欢离合为素材创作了不少小说，使公众熟悉了电影人物与各种电影空间，加深了观众和电影的情感联系。他们的电影评论从传统戏剧和文学艺术中吸取养分，是早期中国影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起到了启蒙教育观众的作用，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架构了理论基石。他们以报刊为载体，以评论、杂记为渠道，用合乎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方式将电影引入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将电影这一冷冰冰的技术物件与公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身边事物、生活经历、社会交往融合起来，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     

现代传媒制约下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一开始就与现代传媒的运作结合在一起,在现代传媒特质制约下,鸳鸯蝴蝶派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机制,都遵循市场运行规律,这种机制最终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观念和作品特征,并奠定了中国通俗文学生产的基本面貌。     

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中的理性色彩

本文指出言情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感性故事背后浸透着理性色彩,且在内容上含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提倡个性解放,渗透反帝爱国情怀。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苏曼殊与鸳鸯蝴蝶派关系重论

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向为学界关注.苏曼殊小说确实与鸳鸯蝴蝶派在审美体系上有不少共同处,如言情体、人物类型化、注重文学的主体性,其对当时通俗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深远,但苏曼殊并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本文从其出身和教育背景、叙事范型和表现主题上的求索、文学观念以及超越现实人生的审美笔致和悲剧叙事的收束方式四个方面论定苏曼殊创作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纯文学范畴,体现的是精英化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鸳鸯蝴蝶派的游园与城市消费空间再生产

20世纪如福柯所言乃是一个“空间时代”,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对周边城市的资本、人力、物产等资源产生强烈虹吸效应的超级城市,且在城市空间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消费空间。“园”的空间变化正对应着城市消费空间的建构进程。鸳鸯蝴蝶派在变动的园的空间中的迁移、转换与游历对城市消费空间进行了费斯克所说的抵抗。在从亭子间、报馆到园的空间转变中,他们从最初短暂屈从于深受消费主义影响的游园活动到后来作为创造性主体重新组合园的空间要素,通过选择游玩时刻、变更游玩方式和丰富消费内涵等渠道,借助重返私园、游历于周边之园及离开上海回归家园等方式,用契合他们审美趣味的新空间替代与置换了受到资本控制的消费空间,完成了对上海这个超级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解构。鸳鸯蝴蝶派游园的空间实践中蕴含着超越消费主义的风雅生活的理想,为当代都市建构契合美好生活追求的消费空间提供了有益启示。     

正视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鸳鸯蝴蝶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但一提到它,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与传统的偏见分不开.实际上,该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们不能因为它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就予以全盘否定,它对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苍凉的沉落——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转型与作家心态

哀伤构成了以徐枕亚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鸳蝴派小说的情感基调,这渗透着作家对现实的失望与对革命的悼亡。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新的题材、形式的鸳蝴派创作,开始显示出家国意识的式微与现代市民世俗意识的渐兴,而徐枕亚等老派鸳蝴作家在这种语境中却呈现出焦虑与矛盾的心态。徐枕亚等人与包天笑、周瘦鹃的创作呈现出鸳蝴派自身的历时性嬗变,其中嵌透着传统文人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不断调适与最终的悲壮沉落。     

南社女性作家论

南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无性别限制的文学社团。柳亚子《南社纪略》统计,有女社员61人。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有作品流传的约占总数的1/3。在这些女性社员中,有小说家、政论文学家、翻译家,更多的是诗人、词人。本文主要论述其诗歌(词)创作。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群体,她们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不同的审美风尚,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惜乎至今无人作专门论述。     

"十七年"女性对革命历史的温情书写

"十七年"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曾经从战火硝烟中走过,但与充满激情的男性创作相比,她们的创作出现了表层和内质的分离,表层的阳刚和乐观遮掩不了内质上的女性气质,呈现出独特的女性审美风格她们往往回避对战争本体的描写,以革命战争历史为背景,回到女性的内心,带着深深的忧伤对革命历史进行温情的书写.     

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

媒介、受众和效果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这一视角来看,报刊、普通受众与作家的关系,折射的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舆论环境中,编辑部在报刊的定位、宗旨、方针等方面,必须考虑普通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进而选择"大众化"的稿件.特定时代的文学体制和社会语境,把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他们彼此的文化心态、精神欲求和社会想象,都有着某种相似性.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     

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问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这首先缘于它独特的现实和文化环境.一方面,这是一个新生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期,经历了长期战乱和异族侵略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正如有学者所说,这"显然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期待的年代,那时,人们集体作着关于人类幸福最大胆的梦想,而生活中最平凡的时刻也被光荣地赋予了诗意".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

十七年文学具有民间化倾向,运用知识分子承担的民间叙事培养民众的话语主体性。民间叙事还具有改造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功用。赵树理为民间叙事贡献了形式,而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叙事的任务到柳青才完成,使民间叙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