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接受婚姻治疗吗

正李老师:我和老公恋爱7年后结婚,5年后才要孩子。自从孩子出生,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他常跟别的女人倾诉我们婚姻内的问题。在我的逼问下,老公承认他感情出轨了,还说对我的爱情消失了,要结束婚姻。我冷静地原谅了他,觉得他是遭遇了中年情感危机,所以要求他跟我一起接受婚姻治疗,他答应了。但是,我觉得是我的强势逼迫老公答应去接受婚姻治疗,可能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或许     

那一只神鸟：怀念龙泉明教授

龙泉明教授（1951年8月-2004年1月,生前曾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离开我们已经好几年了,不知他现在云游到了何方,也不知他在珞珈山上的学生们是如何在纪念他;而我,总是时时想起这样一位可亲的老师与可爱的朋友!特别是当我与我的研究生们在他离世的第二年,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与冯·赖特的交往

冯.赖特(Gerog Henrikvon Wright,1916～2003),20世纪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于2003年6月4日去世。德国教授乔治.米格尔(Georg Meggle)主持编辑《冯.赖特纪念卷》,邀请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从1996年开始,直至冯.赖特去世之前,我与这位伟大人物发生了密切交往,甚至可以说,建立了某种私人友谊。1997年9月至1998年9月,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冯.赖特那里做访问学者一年;我接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2003年2月20日,这距他最后去世仅132天;我撰写了专著《冯.赖特》,1998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我主持编译了他的中文版文选——《知识之树》,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如此等等。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概述了与冯.赖特的交往,披露了他给我的27封信中的11封信,并把下述两者作为附录:一是1997年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对他的访问记,二是他为我主持编译的他的中文版文选《知识之树》所写的序言。我认为,这些东西具有文献价值,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冯.赖特的思想、学问与人格魅力;就我个人来说,写出这些也是为了寄托我对冯.赖特教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并留作永远的纪念。     

怀念李达同志

李达同志因为公开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已经十二年多了。我对他的怀念,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益深切。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年,我还年轻,只觉得他是一位宽厚平易而又有些执拗的老人;他的言行,我也看得很平常。可是,经过这些年的风侵雨袭,他的影子却象镌刻在石上的花纹,越来越清晰了。一幕一幕的往事浮现在我的心头。     

费孝通教授10月5日在江苏省社会科学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刚才吴承毅同志讲了,今年五月份他就到江苏来谈过社会学的事情了,现在,我来讲一下我们搞的怎么样了。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开了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到明年三月是三年了,预备开一个年会。我们在外面跑,就是为了把这次年会开好。王康同志是研究会的总干事,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外面跑。我一直就想要到江苏来了,这不是虚话。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清华有个规矩,研究生分数考得好,可以公费出国。我父亲一直在南京的,是过去教育厅的视学,在全省跑教育的,两袖清风,所以我们家里主要靠自己。我们有个风气,就是读书很用功。清华念完了,老师出了个主意,叫我跟他学人类学,所以我的今天应归功于他了。老师是个白俄,今天讲起来是个“罪名”之一,我的来路就不正。他是一直搞人类学的,在帝俄时代搞人类学的。他有大陆传统,很厉害,那时教育制度很严,一上来,他叫我念人类学,先从身体开始,从体质人类学开始,要量头,要学解剖。他准备搞三期,两年一期,第二期再搞人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与冯·赖特的交往

作者按语: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1916～2003),20世纪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于2003年6月4日去世.德国教授乔治·米格尔(Georg Meggle)主持编辑<冯·赖特纪念卷>,邀请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从1996年开始,直至冯·赖特去世之前,我与这位伟大人物发生了密切交往,甚至可以说,建立了某种私人友谊.1997年9月至1998年9月,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冯·赖特那里做访问学者一年;我接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2003年2月20日,这距他最后去世仅132天;我撰写了专著<冯·赖特>,1998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我主持编译了他的中文版文选--<知识之树>,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如此等等.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概述了与冯·赖特的交往,披露了他给我的27封信中的11封信,并把下述两者作为附录:一是1997年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对他的访问记,二是他为我主持编译的他的中文版文选<知识之树>所写的序言.我认为,这些东西具有文献价值,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冯·赖特的思想、学问与人格魅力;就我个人来说,写出这些也是为了寄托我对冯·赖特教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并留作永远的纪念.     

铭刻在心的印象——回忆良师益友温永录

20 0 2年春节过后不久 ,我得知了永录过世的消息。我和永录相识于 2 0世纪 60年代初。当时我们同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 ,他当教研室副主任 ,我是一般的教学人员 ,他是我的领导。 1 964年至 1 965年我们又一同先后两次到金县、营口县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工作。 1 990年初 ,永录在辽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时 ,我被派去担任该院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了两年。在我们先后退出现职之后 ,共同参与了《当代辽宁简史》的编写工作 ,两人都是该书的副主编。算起来 ,我与永录的交往和友谊近 40年 ,他是我的良…     

阿·托尔斯泰的创作经验

阿·托尔斯泰正式进入文学界是在一九○七年,到他一九四五年逝世为止,一共写作了三十八年。阿·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是复杂的,他所走过的那条道路,也是复杂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创作上也曾经有过一段“苦难的历程。”一九三三年,阿·托尔斯泰在谈到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时,这样说道:“十月革命以前,我不知道我是为谁写作……二十五年前,我进入文学界是为了寻求快乐,为了消     

丈夫为何找了个才貌俱差的情人

我是个已婚妇女,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而深感痛苦和困惑。 前几年我经商赚了一些钱,因而从来不过问丈夫的工资,任由他自己花,家里的事也不用他操心。我还花钱帮他调动工作,接济他乡下的兄妹。即使我忙于赚钱,在夫妻生活上也没有冷落过他。可他却在外面养情人。更可气的是,他那情妇矮胖矮胖的,只是他手下的一名清洁工。这对我真是奇耻大辱!要找情人,你也得找个比我强的,怎会找一个比我不知要差多少倍的女人?我要离婚,他却不同意,我家里人也不同意,     

自缘身在最高层--悼老友漆侠先生

就在听到他被医疗事故夺去生命的前三天，我与他通了约半个小时电话。他说，因校庆太累，感冒，要“翘辫子”了。我说，听你这声音，电话筒都要震破了，再活十几年没问题——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常说“翘辫子”的话，这大概是老年人对自己生命力既大度又不放心的表现，就像毛主席晚年总爱说“七十三、八十四”之类的话。我是很清楚他的身体状况的，除了气管炎，心肝肺肾胃都好着呢；皮肤光滑，我常跟他比胳膊比腿，他的皮肤就不像老年人的。这次通话，主要是他说，一是要我回去，“一年多了，没人聊天，烦透了，你说我再活十几年，你得跟…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1936—1940年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增加我对他的了解。     

维特根斯坦关于唯我论和私人语言论述的联系

我所研究的论题很广泛,但我将集中研究起于1929年——维特根斯坦在这一年重操哲学旧业——迄于1936年——他这一年在“论私人经验和感觉予料讲课的笔记”中第一次提出了所谓的“私人语言论证”——这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极其活跃、骚动不安的时期。1930年,他在给剑桥听众的讲课中说明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主要观点,这种说明已略有修改。1936年,他提出了著名的论证来反对这样一种现象论,它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来说明感觉预料——即各种感官知觉、视觉印象,等等——从而主张有人能够设立一种私人语言来完全脱离于物理世界地报导他自己的感觉预料。 这似乎说明,当他写《逻辑哲学论》时,他曾是这样的现象论者,直至1936年他才摆脱了那种知觉论的唯我主义倾向。我不同意对他的哲学发展作这样的解释,但我不在本文争论此事,我只想对于这“中期”的七年中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发展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不去详细考察对立主张的依据。因此,如果我对研究有所推进的话,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我想从在《笔记》和《逻辑哲学论》中对于唯我论的论述谈起,对这一阶段的情况我只简略谈谈。因为,在我最近论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第一卷(指1987年出版的《虚假的牢笼》第一卷)中,我反对这种看法;他的早期著作说明他力求摆脱以感觉预料为     

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大陆版代序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最初是由台北狮谷出版公司在1981年出版的,后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在1984年曾发行再版。这本小书今天得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笔者内心甚觉快慰。此书主要收集了我在1960年负笈来美后与先师殷海光先生之间的通信。殷先生是在1969年9月16日不幸以胃癌不治逝世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69年7月27日写的,我给他的最后一信是在那年8月14日写的。我在1954至1958年就读台湾大学。1955年秋季,由于上殷先生讲授的逻辑课的机缘,开始跟随他读书、思考问题。在台湾时,也曾与殷先生通过几封信;但这里收入的,只有一封经殷先生生前妥为保存,我于1957年暑假,在台湾狮头山海会禅寺自修时写给他的信。     

七老八十谈恋爱

正我和山姆谈了两年的恋爱。当我70岁他80岁的时候,我们合办了一场"150岁生日会",生日会上我们宣布了订婚的消息。一年后,我们结婚了。电影计划我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山姆,一个日裔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他为人勤勉而专情,与同为日裔的妻子相守40多年,直到她去世。我的祖辈是纽约的佩勒姆庄园领主,我曾离过两次婚。我们同在旧金山地区的跑步俱乐部。他是个有着好身材的77岁单身汉。我想要了解他。     

忆陈寅恪先生

<正>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大师,虽然他已经逝世十几年(1969年逝世),但在人们中的记忆犹新。我和陈先生只有一面之识,那是在1944年的暑假中,当我从外地来到成都,住在华西坝,和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华西大学的钱宾四先生都是比邻而居,我和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总是在晚饭后,我去看他,他就和我在华西坝的一个广场上散步谈天,同时我也曾经去看望陈先生。我和陈先生本不相识,看他,一方面表示我的仰慕之情,一方面打算向他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若干问题,因为当时我正教这门     

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评周芜编著的《徽派版画史论集》

我认识周芜同志已近三十年了,五十年代他就是省内知名的木刻家,但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是默默无闻,公开的场合很少见到他。一年以前,我们突然相会,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但他的精神更年轻了。给我的见面礼是他二十多年来研究中国版画特别是徽州版画的丰硕成果,因为当时我正在筹备徽州学学会,对徽州版画的研究成果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1936～1940年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增加我对他的了解.     

振庭同志,我深切怀念您

这一年来,每当我经过振庭同志的住房,或者在门口碰到他的亲人,我的心情终是久久不能平静。我彷佛感到,他仍在里面工作,总想问一声:“老宋好吗?”但是,他已经走了一年,走到我再也见不到的遥远地方去了。     

关于《金瓶梅考证》的一点声明

我在吉林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上刊出《金瓶梅》的作者考中,误写“亡友关德栋亦有此说”。蒙山东省出版局孟繁海同志告诉我,关德栋教授今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教书,希望我纠正。我与关教授解放初把别,今已三十年不见,也未通信。我年老耳聋,听错了传说,致有此误,实在抱歉。我已去信道歉,并请教他清初的《金瓶梅》满文译本情况。他回了信,满足了我的要求。他是满族,又是满文专家。     

断裂与重构视野下乡镇治理的变革之道——《财政困境与乡镇治理》书评

章荣君博士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与我是同门.导师把他介绍给我时特别强调了他的家庭出身: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我一样都是师范毕业,在老家的农村中学教了两年书,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和希望,就不得不通过考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考研确实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他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人又很聪明,考研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考入南京大学后和章荣君能够朝夕相处,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学业上的,还包括为人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