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蕃到藏族:一个多源合流的历史发展过程

吐蕃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是以青藏高原本地的原住民、羌人以及河、湟地区的相关民族为主体融合而成的,在吐蕃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吸收融合羌系统民族,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一些汉族因为战争留在吐蕃分布区,最后融入吐蕃,以往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对这一段历史存在一些误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又有许多族群识别归并为藏族。因此,从吐蕃到藏族是一个多源合流的历史发展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中国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包含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浅谈佛教在吐蕃社会早期历史中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吐蕃社会早期佛教的传入所遇到的种种阻碍,特别是在＂前弘期＂,苯教对外来宗教佛教的抵制,来探讨得到王室支持的佛教是如何一步步在藏区站稳脚跟,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特别是在早期作为吐蕃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历代赞普,在大力扶持佛教的同时,也在与代表贵族利益的苯教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史也是吐蕃社会皇权的发展史。     

略论吐蕃中央政权斗争的演变

文章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出发,综合、分析不同的观点,指出吐蕃中央政权斗争的历史渊源,并以王统传承为线索,揭示了每个阶段中央政权斗争的特点及其表现,勾勒出吐蕃中央政权斗争演变的概况,以此来反思吐蕃政权兴衰的原因。     

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吐蕃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翻译传统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当中。本文参考前人的著述,梳理了吐蕃梵-藏译经中的转写、音译、意译规则,并与唐代以来中原译经原则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西夏和元代藏文佛典的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译本对吐蕃译经传统的继承。贯穿于佛典译本中的吐蕃传统,可谓是藏传佛教传播背景下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堪为进一步甄别译者的信仰背景、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提供参考。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论佛教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历代赞普的支持下,占据了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对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语言文字、造像艺术、建筑风格和音乐舞蹈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吐蕃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     

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文章指出，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中的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从吐蕃时代到明、清之际，藏族历史上每一大发展和大转折的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其最为开放的时期。文章还对藏族历史开放之阶段性、特点及促成开放的原因等做了进一步讨论。     

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

藏族学生学习英语,是藏、汉、英三种文化交流的过程,它受到的干扰包括：藏、汉、英三种语言体系的差异;以藏传佛教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藏民族的深层文化积淀;基于宗教排它性和近代西藏被侵略史的宗教和历史因素;方言和地理因素;印度英语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干扰因素,是使藏族学生更好地学习英语的必要工作     

吐蕃王朝赋税制度浅析——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参考

赋税制度对于任何政府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的赋税制度是颇具特色的并且应该受到学者重视的.本文通过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记录的吐蕃王朝赋税方面的史料进行分析,对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一些特征作出简单论述.同时,对吐蕃赋税制度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旨在为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做出初步探讨,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桑耶寺的香火——《禅定目炬》和《拔协》对吐蕃宗论起因的不同叙述

关于吐蕃宗论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都深受<拔协>的影响.然而,这是一本晚出的史料价值令人质疑的著作.新近翻译出来的吐蕃时期的藏文著作<禅定目炬>,则对事件起因和结果作了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叙述,给这个耗费了几代汉学界和藏学界精英心血的课题带来了全新的视野.特别重要的是,它指出了拔·塞囊,通常所说的<拔协>的作者,给吐蕃佛教带来的"障难".结合相关资料分析,可以推断,拔·塞囊和娘·定埃增等人对吐蕃佛教发展道路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吐蕃宗论的产生.摩诃衍、莲花戒等人,都是被动地卷入其中的.而拔·塞囊的障难,源于他对佛教本质精神的疏离.他看重桑耶寺的象征意义和世俗基础,最终给佛教带来灾难.这是发人深省的.     

古代吐蕃碑铭研究述略

文章对中外学者关于古代吐蕃碑铭研究著述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吐蕃王室妇女地位研究

妇女地位,是妇女研究领域中一个居主导地位的论题。妇女地位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女性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吐蕃王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吐蕃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吐蕃东扩略论

吐蕃东扩是吐蕃王朝前期军事化体制的必然产物。文章主要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经济等方面阐述了吐蕃的东扩及唐蕃争夺青海的原因、经过及其最终结果     

吐蕃节度使考述

吐蕃为了对唐与周边部族作战,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唐蕃冲突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专事该地区的军事、民政及对唐及周边部族的外交等事务.吐蕃五道节度大使的前后名称及其内部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改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吐蕃东鄙五道节度使",下设五"道"节度使,诸"道"节度使下,又设若干小节度使.该制度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起了积极作用.     

吐蕃乐舞探源与研究

产生于吐蕃时期的吐蕃乐舞,在藏族舞蹈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吐蕃乐舞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诱人的艺术魅力,不仅成为吐蕃时期的文化标志,也成为整个藏族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解析吐蕃乐舞,它不仅开启了藏族舞蹈历史发展的先河,也构建了藏族舞蹈体系的基础,引导了藏族舞蹈风格发展的趋向,对整个藏族舞蹈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哲学语境中的藏族天葬文化

天葬是藏民族较为普遍的一种丧葬习俗,其仪轨主要有停尸、献祭、出殡、天葬献尸.在哲学层面上对天葬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进行阐释,对把握和理解藏族文化的生死观具有重要作用.     

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解读吐蕃文献之商榷

黄文焕先生于1984年所出版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译解四件残缺不全的河西吐蕃文书,并以之考证了吐蕃史上诸多重大史事。笔者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发现黄文焕完全误解了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并误证了相关史事。本文重新解读,意在说明了解历史语言的重要性。如何正确理解古藏文,是为唐代吐蕃史研究入门的基石。     

吐蕃社会“重壮贱老”辨——以《通典》等汉文史书为考察中心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古代汉文史书有关吐蕃时期藏族社会存在着重壮贱老、贵少贱老等记载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影响至深,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编撰于唐代的《通典》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等对吐蕃社会的相关记载缺乏直接的藏汉史实材料印证,其记叙内容似乎更多地参考了汉唐时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汉文史书对中原地区周边所谓戎狄蛮夷边民社会普遍存在的贵少贱老、贵壮贱弱等习俗的内容。事实上,杜佑在编撰《通典》时,由于涉及内容十分庞杂,相关佐证材料相对欠缺,在涉及吐蕃等边民社会的有关史实的记载上就存在诸多粗陋和失实之处。而从现存的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并不存在贱老的习俗,相反还非常强调敬老、崇老。以《通典》为代表的汉文史书对吐蕃社会重壮贱老习俗的记载,确有可能是对之前汉文史书中对北方游牧社会习俗类似记载的一个简单借用和移植的结果。     

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本文以实地考察为主 ,结合相关的文献与实物材料 ,对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葬中所反映出的吐谷浑与吐蕃王国的关系、吐蕃墓葬与青海道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等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吐蕃与川西交往交通述略

吐蕃与川西由于地缘上的相接,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在某些时候,吐蕃与川西的交通是否通畅,能从侧面反映出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但是,学界历来对吐蕃与川西的交往关注不够。笔者试图通过对吐蕃与川西之间交通的考察,重新认识这一交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