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分类管理模式研究

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包括很多组织类型的庞大组织体系，公共利益组织是非营利组织中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组织。政府对公共利益组织实施特别的管理及优惠待遇，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最近十余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行公共利益组织立法。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体系划分存在很大问题，可以依照公共利益组织和一般非营利组织的划分方式，对非营利组织重新进行分类管理。     

面向网络经济的组织结构设计

随着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资源的网络经济的崛起，必将诞生新型的组织结构。网络经济异于工业经济的个人行为、处理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道德基础和联结经济性是挑战传统组织结构的深层次原因。面向网络经济的组织结构设计应该是矩阵式结构和有机式组织结构等未来形式。     

略论复杂系统理论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启示

生命在于组织，经济也在于组织，经济最为复杂精巧高效的组织形式当属城市，发展经济，首要在发展城市。但由于城市只是系统网络的节点，建立联结它们的网络则更加重要。经济和一切复杂系统一样，具有自组织性，政府只是影响它们的控制参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如何通过控制参量使经济系统处于混沌与秩序之间这一最佳区域，政府大有可为。另外，系统杠杆支点的寻找，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关联使我们不能以单钝经济的观点去管理经济，这都是复杂系统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论我国工业化的组织力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我国工业化的组织力量是政府。这使得企业无法选择组织结构，市场配置资源也是不充分的。为此，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应推动企业自组织力量的生长，使其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企业应大力推进集团化和系列化，有效运营国有资本。而政府应在产业组织的设计、协调和规划方面发挥作用。企业和政府在各自领域内发挥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培育我国工业化的组织力量。     

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展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思考

当前，正值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将会带来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深入了解这些变化及其影响有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制定产业与创新政策。通过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可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如何促进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馈关系：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向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组织形态转变，外部环境变化对核心主导企业提出了新的潜在特征需求，大企业将更具有竞争效率，平台性组织开始普及，大型平台企业通过行业内兼并重组资源更易获得垄断地位，这些特征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价值创造和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先锋企业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将积极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带动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     

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与内涵逻辑研究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对其进行党内法规学研究需要遵循党章文本蕴含的历史规律和重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运行的实践环境，追求理论逻辑、规范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法规文本与制度实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包括“集中有效执行党内民主、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和“民主有效制约集中、激发全党创造活力”两重理论基础，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则发展为对党内民主正当性与集中领导有效性双重追求的实践逻辑。为此，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内涵逻辑展现为侧重实现民主正当性的设立规范、实现组织运行有效性的活动规范和实现监督制约的保障规范，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     

论以“龙”为模型的人力资源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原则

人力资源的组织结构以何种模型为优？人力资源的组织的原则又是什么？目前，国内最流行的说法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组织模型，充分关注每一个个体人的需要，人的进步与人的发展。对此，学术界的同仁们都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组织中如何确立人的地位与发挥人的潜力，激发人的创造性，做了深入的探讨，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现代化与管理的现代化作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笔者绝不否定这股思潮主流的正确性并肯定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由于笔者长期直接从事企业管理的一线操作，从实践中获得了许多亲身的感受，自觉在举国上下都高举“以人为本”，关注…     

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

“组织”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从晚清延续至五四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晚清思想界出现的“组织”观念兼具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内涵，反映了彼时中国人寻求摆脱“一盘散沙”社会状态的时代关切。五四运动后，“组织”观念受到知识分子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一方面，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议的“小组织”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组织”观念的阐释被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层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围绕“组织”与“自由”“强权”等观念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之后，五四知识分子逐渐由理想走向现实，重新正视晚清以来中国便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局。于此历史转折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因应和时局而迅速崛起，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组织时代”已悄然来临。     

中间组织知识链论析

以文献研究的方法回顾中间组织和知识链的单体研究，以逻辑演绎和逻辑推理梳理出中间组织知识链研究的理论框架及其研究范式，由此提出了中间组织知识链的概念，并力图揭示中间组织知识链的形成原因，以期对中间组织知识链的研究做出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架构，找出中间组织知识链的共性和本质属性。以满足知识信息时代企业组织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     

新农村建设中的产业组织创新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上进行产业组织的创新，即实现农业产业组织在建立有效竞争秩序的同时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并形成多样化的组织载体。在市场化过程中逐步培育农业产业组织的产权主体，这是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根本所在；而提高农户专业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则是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关键所在。     

社会组织跨界行动策略：实践逻辑、动因效用与风险防范——基于Z助残机构的案例考察

组织边界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中其他主体相区别相联接的界线。根据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组织的组织边界主要涵盖业务边界、职能边界、运营边界、形象边界四重维度。在实践中，以Z助残机构为代表的创新型社会组织，突破传统社会组织管理运营定势，持续跨越业务边界、职能边界、运营边界、形象边界之多重组织界线，通过“跨界行动”策略带动组织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多重动力因素驱动下的社会组织“跨界”实践是促进组织资源持续、资源交换、资源内生与资源转化的重要途径。在社会组织的“跨界行动”中，亦须关注其中可能蕴含的盲目性、浅层化、模糊化、景观化等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风险防范，探索可持续规范化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我国农民自组织状况的历史性考察

从历史上看，社会自组织匮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大特征，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抑制和高度集权国家政治权力的禁绝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中间组织的影响更值得人们关注。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任务，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支持但不直接干预，是其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非营利组织制度创新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非营利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身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非营利组织的现行制度进行创新。本文从法律制度框架、组织制度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对非营利组织制度创新进行了探讨。     

组织的奥秘与组织的现代

组织无处不在，组织就是力量．组织的奥秘就在于它的扩大性功能、有机化结构、与人相似的生命历程及组织管理的艺术性．人们对组织如此熟悉，但对组织的诞生却众说不一．在新时期，组合必须现代化．以适应时代需要．     

由公及私:中国组织资源流向探析

公私问题是中国组织运行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研究一种属于组织的各类资源在组织制度或结构上如何可能流向组织之外。本文指出不同类型的组织资源在中国组织中存在着被合理地非正式移动的倾向，其原因是中国社会组织在深层结构上由两种不相容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叠。其行为方式是依赖于组织的个体成员可以以自我为中心尽可能地移动组织资源，出现所谓“穷庙富和尚现象”。这种现象使组织成员的有效行为同组织的有效行为发生了分离，它意味着依赖组织而生存的个体只为自己效力，而只有依赖于个体才能存在的组织却又难以靠他们来增强集体的效益。     

社会组织协商及其构建路径

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不同于政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不同于政治协商和经济协商，是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组织协商必须遵循还权于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开、法治、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要转换研究视角，实现宏大目标到个案的转变、价值层面向问题层面的转变、理论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变。要去政治化思维，还社会组织及其协商的本性。要构建多样化的社会协商组织形式，加强法治建设，对社会组织统一立法。     

构建新型组织网络疏通农村社会的微循环系统

近二十年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民群众世代相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的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这种规律使然的深层变革已在我省农村悄然启动，我省农民群众正以首创精神构建着反映上述需要的新型组织网络。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顺应深化改革的大势，各地乡镇应在发挥村两委会等正式组织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群众自发组织的作用，这对疏通农村社会的微循环系统、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引导农民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大量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对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形势下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冷战后中亚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简析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中亚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然后梳理中亚五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相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中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关系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发展状况，评估其未来发展潜力和局限性。     

论非营利组织税法体系的构建

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质及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应严格区分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采取差别税收政策，细化免税政策，避免税收优惠被滥用，改进捐赠税收制度，构建适合非营利组织的特殊征管制度，强化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