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包括消灭文盲、改良卫生、反对巫术、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等内容.这一教育实践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由此从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行动框架中,从而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不必然并存,社会转型及改革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对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关系的认识,需要转换新视角.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及演化态势,是要加深对社会转型和矛盾纠纷的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大体可分为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显现出发生率较低及规模有限的态势,表明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出现矛盾凸显的特征.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特征及态势,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对生活性矛盾纠纷需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要采用“项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     

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以30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为中心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变迁进行一次梳理。通过对生活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变化轨迹,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对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对于建构未来可持续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今后20年,城镇化将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其意义尤为重大。本刊2012年起开始重点关注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见本刊2012年第1、3、8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建设崭新的乡村生活方式

哲学和美学的崇高使命就是寻求一种宜人的生活方式。以农业为载体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城市为载体的城市生活方式 ,乡村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和谐性、人文性、非功利性等特点有助于我们克服城市生活方式的不足。但乡村生活方式又有新旧之别 ,旧的乡村生活方式因为低效、狭隘、缺乏主体性而被城市生活方式否定。而崭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因其对城市生活方式与旧的乡村生活方式的超越 ,成为一种宜人的生活方式。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     

郊区农村与中心城市:游离·接轨·融合——上海南汇农村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

19世纪中叶 ,上海现代化开始起步 ,由于受自然地理、行政隶属关系及地方政治等因素的局限 ,作为上海近邻的南汇游离于上海现代化发展进程之外 ;至 2 0世纪上半期 ,随着与上海经济联系的加强 ,南汇相应突破不利因素限制 ,开始与上海现代化进程接轨 ;进入 2 0世纪后半期 ,南汇将自己的社会发展纳入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 ,逐步实现郊区农村与中心城市的融合。这种历史变迁 ,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20世纪30年代南通地区的乡村经济与农家生活

20世纪30年代的南通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土地,被迫接受地主高额的地租剥削,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农民除精耕细作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其中特别是土布纺织。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资金融通困难,许多农民被迫靠典当甚至高利贷度日。受自然灾害频仍、外国农产品倾销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农民终年辛劳却报酬甚少,一些农户因而选择了弃耕经商或进城务工。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下)

九百年来的社会变迁 ,导致了南宋迄今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有三种价值取向 :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 ;二是 2 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 ,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这一是非评议变迁过程 ,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本文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简要勾勒了九百年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的大致轮廓。透过这个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迄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九百多年的变迁过程,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以文武举士的变化为例

明清时期,是淮河流域环境负向变迁时期.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地处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该地社会生活与习俗也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社会应对形式和手段,崇尚武功在皖北滋蔓并成为普遍风习.与明清以来皖北地区武功盛郁风习相对应的,则是文事的日渐衰微.本文从科举士入手,通过对皖北明、清两代文举与武举数量及其进士、举人结构的前后变化,对其社会变迁加以考察.研究表明:文举方面,清代皖北进士、举人数额较明代大为减少,高层人才萎缩,教育下滑,学人及其著述减少;武举方面,清初以来,皖北尚武之风颇炽,社会热衷于武举,武举人数因此猛增;学额与举士数额间的比较,则反映了皖北社会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的变化,清代尚武风习颇盛.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9—1949年）》简介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9—1949)》系四川大学何一民教授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书八章，约88万字，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新中国休闲文化与生活风尚变迁的审思——基于国民生活方式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休闲文化与生活方式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路程,改革开放前的固结封闭社会结构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全民大一统"、"高度政治化"的"休闲文化"与生活风尚。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休闲文化发展经历了觉醒与萌芽、快速成长与多样化发展、多元化与良莠并存、理性回归与和谐发展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总体回归并与时俱进,由感性回归到理性、由"乌托邦"式虚无主义回归到现实人文主义、由政治附庸回归到生活本位、由精神控制一切回归到人性价值自觉、由社会精英引领时尚潮流回归到平民百姓主导社会风尚。尽管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休闲文化异化"和"生活风尚退化",但新世纪以来,休闲文化回归优秀传统、健康理性、科学文明,高雅文明的生活风尚正在社会主义和谐休闲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中国国民开始拥有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生产自主、闲暇自由、幸福快乐的新生活。未来我国休闲文化与生活风尚建设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标准,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行动纲领,以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社会变迁视域下人类行为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以青海高庙盆地史前聚落遗址生存领地分析为例

社会变迁理论将人与环境看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系统,从整体上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变迁理论认为,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本文借助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青海乐都高庙盆地史前文化遗址空间演变材料的分析,探讨史前气候变化导致盆地内遗址生存领地(Thiessen多边形)范围发生改变,而生存领地的变化又与人群的主体意识、道德规范、行为规则、社会复杂化及婚姻制度发展演变等人类社会的变迁关系密切,论证了青藏高原史前气候变化是环境影响人类行为的关键一环。     

俗化与守旧:近代泰山比丘尼生活方式的变迁

近代泰山比丘尼的生活方式不断世俗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她们在从妓的过程中寻觅择偶成婚的机会,二是她们着力经营饮食和住宿,尽可能地获取物质利益.这些比丘尼倾力结交地方社会权威,以获得“名望”与安全保障,并不追求虔诚的宗教信仰.其生活方式的半世俗化虽曾遭到礼教“大传统”支持者的批判,但被地方士绅、民众广泛接受.不过,她们还一直保留着比丘尼与侍神者的身份,与香客共同延续祀神求子的“小传统”.近代泰山比丘尼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只是她们依托社会环境实现自身现实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调整,其延续过程并没有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的进化趋势.这意味着在“眼光向下”的视野中讨论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变迁的问题还有不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