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再说实践本体论的困难与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答朱宝信同志

再说实践本体论的困难与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答朱宝信同志王金福我曾在《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上发表《实践本体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一文，对当时流行的实践本体论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在经过分析之后我说：“总之，实践本体论是说不通的。”...     

关于陈白沙哲学思想的讨论

<正> 广东陈献章,别号白沙先生,他的哲学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代心学的先河,在广东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哲学大师.他的思想,自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开始,直到现代中国,一直被视为“心学”、“唯心主义者”,没有异议.我的专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对这个几乎是“定论”的看法提出了异议.接着是《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发表了辛朝毅同志的《陈白沙哲学本体论的再认识》一文,就白沙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与我进行商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不同意见的争鸣对学术研究是有利的.因此值得欢迎.     

应用哲学究竟是什么?

广州的《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报道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我即撰写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一文与其商榷,发表在该刊1990年第1期上。拙文发表后,该刊在1990年第4期刊发了吴忠同志《“应用哲学”是哲学吗?》与我商榷。这两篇文章均在1991午《哲学年鉴》列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3年我才有幸拜读此文。当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纠缠”

张汝伦先生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载《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3年第 4期 )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与马克思哲学都是不相干的。按这个意思 ,谁要试图谈论马克思在本体论上发动的根本转向并实现了某种本体论的“重建” ,那谁就是“无视现实问题、只会凿空蹈虚的学究”。对此 ,笔者提出质疑。笔者以为 ,马克思哲学固然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 ,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 ,确实在“清算”传统哲学中也提出过要“消灭哲学”的主张 ,但是…     

再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答鲍静同志的批评

《江汉学报》1963年10期发表了我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文以后,第11期上又发表了鲍靜同志批评我的文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題》。我不同意他的意見,这里仅就他提出的批评作一些答复。一、先请弄清这个事实鲍靜同志说我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中存在价值,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说我的主要根据,“原来就是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话”。不是。我的出发点是事实,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原理。我的文章一开始说:“在公有制的集体生产中,人们只交換各自的劳动,而不交換各自的产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也谈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路历程——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发表了俞吾金同志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路历程》一文(以下简称《历程》),该文一改近几年学术界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模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演化,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赞同《历程》所说的,“这方面的探讨正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先决条件之一”,并且认为该文关于马克思本体论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的划分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不揣冒昧地提出来,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实践本体论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对王金福同志《实践本体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一文的驳议

实践本体论的提出本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什么”的讨论,但王金福同志却在《实践本体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一文(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以下简称“王文”)中说:“实践本体论者一定会感到,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围内论证实践本体论,那是困难重重、四处碰壁。要使实践本体论说得通,至少要跳出这个圈子才行。”这就把实践本体论的理论列入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围之中了。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物质范畴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兼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读了袁宏毅同志《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觉得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分别理解、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物质范畴,是很有意义的。我不避见识之浅陋,加入这一讨论,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典作家对物质范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可以说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具体地划分。在他们的一些著述中多次谈到这一范畴时,都是就整个哲学体系而言的,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我国一些哲学教科书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范畴的定义是这样的:“物质是不依赖于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自然人化的理论探微——与蔡仪同志商榷

蔡仪同志在1982年第3、4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文章《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探》,(简称《再探》)。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对深入讨论《手稿》中的理论问题是有好处的。不过,我对该文中的某些论点还有一些疑问与异见,愿意提出来请蔡仪同志教正。     

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物质——实践本体论”难以成立——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徐崇温同志提出“物质——实践本体论”命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概括。他说:“既强调实践,又坚持唯物主义,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光明日报》1988年4月18日)。在《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实践本体论,也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理论表现——评“选择哲学”

1985年以来,王振武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论述了他提出的“选择论”,随后又写了《选择哲学导论》一书,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观点。他强调指出:“选择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不同于经典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王振武:《以选择论为框架建立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均不注出处) “选择哲学”是不是新的现代哲学?它发展了还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有益于还是有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不辨论清楚。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是存在主义的人学本体论

<正> 何中华同志在《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发表的《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探析》(《新华文摘》1991年第8期转栽,以下简称“何文”)一文,为了探析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基础,以存在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解释“实践唯物主义”,在论述中的一系列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根本对立。因此,我们认为有澄清之必要。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