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唐代文宗朝党争问题

唐文宗朝的党争是唐代政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政治事件,也是预示着唐代政局由中唐转入晚唐的关键性标志之一。传统所谓"牛李党争"的提法不仅不符合史实,还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比较确切的称谓应是"二李朋党",而这场党争其实是在唐文宗朝才真正爆发的,它以"甘露之变"为界,分为大和党争和开成党争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且各具特色。文宗朝党争深受当时政治体制及其演变的影响,是一种体制内权责矛盾的产物。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祜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桔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担＂-5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张岱的晚明党争论平议

张岱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晚明党争的观点,主要包括:晚明党争的起源、晚明党争的危害、宽宥阉党.张岱的晚明党争论与他的家族渊源、地域政治背景和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评民初第一届国会的党争

本文探讨了第一届国会中党争的内容、原因及影响,说明第一届国会中的党争虽然也包含了法理之争和维护国会立法及监督权的斗争,但由于各党太重党派利益,从而使党争演变为党派利益之争,这不仅损害了国会的形象,而且也为袁世凯利用强权破坏国会提供了条件.民初党争难以调和的深层次原因,是传统一元政治观作用的结果.     

朝鲜朝与明朝党争特征之比较

朝鲜与明朝都产生过较为激烈的党争,且影响较大。与明朝党争相比,朝鲜党争的性质更为清晰。朝鲜公论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争成员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党争基本上起源于士大夫内部的分化,其中朱子学思想和观点的分歧在党争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而明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党争参与者的身份多样,各种派别在皇权的制约下相互牵制和抗衡,阳明学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对官方朱子学产生了冲击,也对明朝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与明朝党争的比较,更容易发现朝鲜王朝党争的特殊性。     

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琐闻笔记创作

北宋党争频仍.在党争影响下,北宋笔记形成了四种创作趋向:或平实尚典,褒贬不扬；或关注时政,忠义爱君；或宣泄愤懑、追忆师友；或挟私违公,曲为回护.从文学和史学发展来看,北宋党争为历史琐闻笔记的成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价值和成就深受后世史学家、文学家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深远.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薛福成对新疆问题的认识

薛福成1890年被任命为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通过查阅资料,形成了关于新疆问题外交策略的认识。主要表现在：通过诚信外交维护国家权利;在从事外交时,既要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又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外交中以争得国家权利为己任;划定边界,一劳永逸;外交不忘自固藩篱;以夷制夷。虽然由于薛福成立足于中英外交,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未免有失偏颇,但他对新疆在中、英、俄三国关系中所处的形势把握得比较准确,所提出的外交策略也能切合当时中国在新疆所面临的形势,并在外交中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论清代隐逸女词人薛琼

明末清初著名词人薛琼一生随夫隐逸于无锡东乡的鹅湖镇。其诗词典雅,幽美,大量描写了对隐居生活的喜爱与赞美,然而流存的薛琼的资料甚少,只能通过其家人的部分记录来研究薛琼。     

论薛福成的地缘政治思想

薛福成认为,晚清中国陷入了强邻环伺的地缘危机,俄国和日本是中国主要的地缘威胁,中国应当采取多管齐下的地缘对策,即保藩固圉、防俄防日、自强御辱。薛福成的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是微观的,但有着宏观的因子;其中的地缘对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应,主要原因则在于晚清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和清政府的自强无方。     

“冷美人”薛宝钗论析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冷美人”。冷是她性格的基调 :从她的冷出场开始 ,她的住所、服饰 ,甚至生病吃的药 ,都与冷有关。她深谙关系学的奥秘 :对上 ,讨好贾母、王夫人 ;对同辈 ,关怀教导 ,济困扶危 ;对贾宝玉 ,若即若离 ;对丫头拉拢收服。薛宝钗性格形成的过程 ,是以理抑情的过程 ,最终是情的冰结 ,这是社会家庭环境与个性气质合力作用的结果     

“理工大学”英译的语料库调查

国内"理工大学"英文译名形式多种多样,已经影响到了对外交流与人们对其认知。我们采用语料库驱动的方法,运用WebCorp和AntConc软件,调查了国内外"理工大学"英文名称形式,指出国内外该类院校名称格式的多样性及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并通过对"理工大学"译名的搭配力分析,尝试探讨其认知顺序。     

薛宝钗关系学透视

本文从关系学的角度分析了薛宝钗的性格特征,指出其关系学的基本特征、形成的社会原因和阶级基础,同时对其不幸给予同情.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