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李瑞清艺术成就与学术建树谫论

被誉为“临川才子”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李瑞清是一个在书法、美术、诗文诸方面都有着突出成就的文艺家。李瑞清融国学与艺术为一炉,成就了他书法作品特有的书卷气,被称为“中国书法家精擅北魏者,一千四百年来第一人”;于国画技法则造诣精深,在画派中别具风格。他诗文词赋也有深厚的基础和较高的水平,诗歌方面属“汉魏六朝诗派”,在近代诗坛上占有重要一席。李瑞清还是一位传薪度针的艺术教育先驱者,曾由他主持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大学。无疑,李瑞清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权力和唐代书法文化

权力和唐代书法文化武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书法文化在唐代得到了蓬勃发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鼎盛时期。古人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①“书学莫盛于唐”②，“字学至唐最盛”今人的看法与此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书法文化在唐代能够出现大繁荣...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试论邓以蛰的书法美学思想

邓以蛰对书法意境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邓以蛰对书法意境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就“意境”的构成而言,邓以蛰认为有“形”、“意”两个基本因素;其次,结合书法意境的基本构成,邓以蛰就书法意境美的生成问题,紧紧抓住书法形象抽象性的特点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发。邓以蛰的书法美学思想及其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是中国美学史乃至学术史上宝贵的思想财富。     

书法环境的缺失与重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生态学这一崭新的视角对中国书法这一传统艺术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文章首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历时性考察，提出书法艺术应与文化、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其次，文章为中国书法引入“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书法环境的重建和书法艺术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思考。     

势若行云 行如流水——谷亮书法赏析

虽只是偶然间认识了谷亮先生，但其书法艺术却引起了我的兴趣，遂数次登门造访。谷亮先生是位退休教师，朴素的居室内充盈着书卷气。临窗的写字台上置放着文房四宝，窗下是一条繁华的长街，然嘈杂的市声对醉心于书法创作的谷亮来说，只是若有若无的音符，干扰不了他生命追求的律动，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笔墨间”。     

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

从民族来源、祖先世系、图腾崇拜论述了巴与蜀、巴与楚在文化渊源上的不同;再从行政区划上论述了巴与蜀在3000多年历史上的九分九合,分多于合;进而从文化分类原则、文化积淀原则、文化个性原则和“巴渝”二字的渊源、内涵四个方面论述了只有“巴渝文化”才能代表重庆的主流文化。     

书法书卷气近年研究述评

书卷气是书法理论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1990年以来对它的研究集中在来源出处及其产生背景、养成方法与途径、表现形式与特征、理论界定与阐释等方面。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成果,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在理论表述上还有模糊混乱之处,反映出当代书法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色和问题。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论书法艺术的现代传播

书法作为一门古老独特的艺术,兼具实用性、艺术性和文化性,其先天具备着传播功能。以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传播方式,进一步拓展了书法艺术传播的新空间,催生了全新的"书法生产—媒介传播—书法消费"的传播模式。在给书法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现代传播方式也给书法传播的生态体系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使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必须坚持回归与创新、守本与借鉴并举的原则,重构具有时代特征的书法传播生态体系新格局。     

岭南书学研究的硕果--《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丛书》评介

为推进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 ,全面展示广东的书法文化 ,广东省政协不久前在京、粤两地举办了“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为提高展览的学术品位 ,并为后世留下可供参考的资料 ,组委会配合展览组织编印了《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丛书》。包括《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岭南书学研究 (论文集 )》、《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南越陶文录》、《中国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等六种 ,分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次展览的如期举行和丛书的顺利出版 ,是由陈绍基同志倡导、省政协书…     

"兼爱":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墨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思想,与儒家的“仁爱”伦理、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相比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伦理原则,有兼爱之心,使利己心(爱己)与利他心(爱人)之间平衡,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取得双赢、多赢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现阶段社会走向和谐的道德需求。     

沫若十年祭

86岁的郭沫若,引吭高歌了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之后,于1978年6月12日走完了他漫长而辉煌的一生。我们失去这位文化巨人已经十周年了。郭沫若的名字是家喻户晓、举世皆知的。他不但是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五四”时代独领风骚的诗人、现代历史剧的开山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兼书法大师。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与西方进步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巨人。以他在思想文化领域战斗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哺育的人物之众,堪称一位“文化元帅”。     

书法书卷气近年研究述评

书卷气是书法理论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象.1990年以来对它的研究集中在来源出处及其产生背景、养成方法与途径、表现形式与特征、理论界定与阐释等方面.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成果,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在理论表述上还有模糊混乱之处,反映出当代书法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色和问题.     

知识的理解格栅——读《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对知识生产中“认识型”的分析来自于对“人文科学诞生”的思考。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在17和1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系列变迁的分析,福柯指出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即“认识型”,它是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是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知识的生产围绕着不同的“认识型”原则来组织,这些原则透过不同的话语实践得以体现。换句话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通过“话语实践”来进行。“认识型”及其“话语实践”成了理解知识的格栅。这种理解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以及文化的自我认知与生产。     

论合同义务的基础及其变革

合同义务理论的发展和变革以“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之间的张力为基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倾向。以合同自由、意思自治为原则的合同义务到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和以“社会本位”为中心的现代合同义务反映了合同义务走向道德化、理性化。     

历史、时代与书法

熟悉中国书法史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书法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并不是循着一种美的风格特色直线前进的,而是用不同的风格特色竖立起自己的历史丰碑的。如人们所公认的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元书尚姿、明书尚态、清书尚势等。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晋代至清代的真正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也就是“韵”、“法”、“意”、“姿”、“态”、“势”这些不同类型的书法美之表现形态的渐     

中国现代散文的文化特征谫论

现代散文中不同作家的“文化生命理想”的出现不仅使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的精神倾向划清了一定的界限,也在文化的框架中更符合现代文化人的文学样式选择和人生“自我”的价值目标;作家性格、气质的个人化、客观化也是现代散文不同的创作实践中的种种“情感偏向”获得充分发展的关键之处,尤其在能动反映现代作家的自我意识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现代报刊杂志的商业性运作机制已经贯穿于现代散文的生产和消费的许多环节,尤其是现代报刊杂志的市场化、大众化的情感“趣味”、艺术形式的追求与现代散文创作态势的变革的特殊关系令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