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与得失

选官制度,即国家和行政职位的选任制度,中国历史上称为铨选,实由铨选和贡举或称科举两部合成,所以也称为选举。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极看重选官制度,所以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其次即及选举。《册府元龟》卷六二九《铨选部、总序》说“铨选之任,衡鉴是司,历史以来,资地尤重。”卷六五一《贡举部、谬滥》说:“论辩多士,总校群材,为治乱之本源,实帮国之大计。”最早的政制书《周礼》内已有关于西周选官制度的记载,但《周礼》虽然保存了很多先秦史料,毕竞它的实行程度,至今还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真正在历史上实行过的,完备的和系统的选官制度,最早只能推到两汉。而且,两汉基业四百年,是秦以后寿命最长的一个朝代,它实行的选官制度自然也很长。汉代又称吏治修明。两汉朝代的寿命和吏治的修明应当说也是两汉选官制度的成效,若站在行政的立场上说,实践已经证明两汉的选官制度有很大的功效性和合理性,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隋唐以后的科举制     

萧梁经学生策试制度考辨

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确立于天监四年(505),而宗室子弟的策试入仕大致开始于天监末普通初期间(519—522)。考生在每年的十月报名、十一月策试,策试的地点在仪贤堂。策试的经书由皇帝临时决定,为一经、二经或三经不等,试题皆为十道,成绩与两汉以来经学策试与察举策试的成绩相一致,分为高第、中第、下第即甲、乙、丙三等。考官是国子学祭酒与博士,梁武帝经常亲自参加策试。经学生考试的方式与察举策试的方式相同,为口答,但内容有笔录。     

明代武举新论

为了弥补保举将才制度的不足,打破世袭制对武官铨选的限制,明朝开设武举。明代武举不是开始于天顺八年。武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武官的铨选影响不同,弘治正德年间,武举影响甚微;嘉靖中期以后,武举的作用逐渐彰显;万历以后,武举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天启崇祯年间,武举的作用达到巅峰。虽然武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打破武官世袭制对管事武官铨选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武举制度自身的局限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武举制度的推行未能对整肃武官队伍带来积极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对武举评价过高。     

晚期罗马帝国的集权体制和吏治腐败

在晚期罗马帝国,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中。由于官僚体制的权力非常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实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腐化和庸劣无能,表现为皇帝和官僚之间的相互欺诈,行政官员的日益腐败,买官和卖官盛行,以及经济腐败、军队腐败和司法腐败等。腐败使晚期帝国政府频临解体的边缘,国家的命运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

清季外官制改革中,各省添设巡警道缺。伴随着督抚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博弈,该缺的遴选,突破了清朝固有的铨选规制。最初,由督抚奏保能员补署,后经民政部力争部选,基本形成外补与内简轮换的选任规制,典型体现了清季铨选制度的变革。在巡警道员选任资格、方式变迁的过程中,清廷、民政部、督抚等各方的意见,既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衡量,又有对办理警务新政实际需要的考虑,且受当时人才储备状况的现实制约,其间的复杂纠葛,典型地反映出清季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影响。     

咸同之际取用能员与督抚用人权扩张

咸同之际,由于战事等实际需要,为及时选拔能员干吏,督抚在奏保、奏调及委署人员等方面打破定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用人权。督抚用人权的扩张,反映了其地位的日渐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既往铨选制度的运转不灵,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督抚用人权力的扩张,也对原有铨选制度带来了一定冲击,清廷内外权力均势被打破,内轻外重的局势逐渐形成。     

中国古代监察官吏选拔的标准

监察官吏的选拔制度古已有之。在封建监察制度建立初始的秦汉时期,封建王朝是制定了监察官吏的选拔、任用、奖惩等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增设了一批如校事刺奸、丞相左丞等新的监察职官。唐代对以卑察尊的体制作了重大改革,泛监察官吏分为高、中、低三类。对于高级监察官员,提高他们的官等。如御史大夫,其官等起初为从三品,提高到正三品。宋朝建立以后,在吏部之外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为审宫院)“以分中书之权”,与此同时,废除了唐代宰相推任御史的制度,改由皇帝亲自选任。明朝的官吏铨选机构大都是都察院和吏部共同管理,台官的任用则主要由都察院掌握。清承明制,制定了《钦定台规》,对严格选拔监察官吏有了很大发展。由此观之,历代监察官吏的领导体制虽     

明代捐纳与监生入仕研究

明代国子监生是文官的后备人才。国子监生经历积分、历事听选等阶段,经由吏部铨选授官。明中后期以来,明廷推行捐监制度,大量捐监生涌现,国子监地位下降。因官位有限,监生淹滞于监中,常候选数年却不得授官;同时明廷财政困难,教育经费紧缺,故而推行监生捐纳铨选入仕制度。监生通过捐纳免历事、听选,遥授、预纳和加纳授官等,虽部分缓解监生长期候选压力,却打乱了监生入仕之平衡,造成铨叙混乱,加剧卖官鬻爵之风的盛行。     

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

经筵是指为皇帝讲解经史而专设的宫廷教育制度。明万历初年,经筵制度已十分完善规范。本文论述了经筵制度的仪式、讲官人选、待遇和地位、经筵与内阁的关系。经筵不仅可以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同时也是皇帝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万历初年,神宗好学,经筵大为盛行,其时朝政清明,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对经筵毫无兴趣,其制已形同虚设,明朝亦由盛转衰。可见,经筵是否认真执行与明代的治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霸王条款规制方法的法律分析

霸王条款的泛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消协对霸王条款进行了几次点评活动,但回应者甚少,中消协官员于是呼吁制定法律事约束霸王条款。制定法律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付霸王条款,应该采取包括立法规律、司法规制、行政规制、和社会规制在内的多种方法。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行政规制应该是首先之策。     

论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明代的君臣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确保了明代密疏的保密。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     

北宋前期奏狱复审制度

北宋前期形成了严密的奏狱复审制度,凡是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判决的疑难案件均要上奏朝廷复审,奏狱一般要经过中央司法机构的复审、皇帝敕决、宰相审阅和百官集议等过程.这种严密而复杂的司法复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司法体制的成熟.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     

论西汉的自杀现象

西汉自杀现象并非波及于社会各阶层,而是主要集中在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和诸侯王等一定范围。他们本对生命有着深深的眷恋,希望永生不死地生活着,然而死亡偏偏如影随形般紧跟着他们。皇帝的一己私意,或怨或怒,便可使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王侯将相、后妃公主、宗室外戚,统统立死不待。因此汉代人的死,充满了恐惧、哀怨和悲愤,他们的自杀行为没有什么信念支持,而只是浸透着屈辱和无奈。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资源委员会的事业认知

每一种组织,由于自身特殊的环境条件,都会形成由自我意识所构成的精神文化体系。对资源委员会来讲,这一文化体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国营事业的理解方面,他们坚信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事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其次,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灌输,塑造“公、诚、拼”的国营事业精神,不断强化组织成员对自己事业的认同和对事业应有精神和文化的体认,从而彰显出这一组织价值观念的独特个性。再次,资委会的技术官僚,不同于其它政府官员,他们的目标在于借行政舞台,圆富国强国的梦想。他们虽跻身官僚之列,但却不是以“官”的职能在那里活动,而是以企业者、专家或技术人员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因此,他们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政府长官或某一阶级政党。正是这些精神文化因素使资委会与国民政府其它行政机构区别开来,并成为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一个亮点。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