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敬畏意识

敬畏意识是外在神圣性在内心唤起的真实情感.孔子敬畏感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天"的敬畏,对伦常秩序的根据的敬畏,对道德律令和人道使命感的敬畏.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以自然人性为根据,"三年之丧"具有神圣性,是人常伦理成立的先决条件."知天命"是孔子在理性高度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的认同与理解,体现为儒学传统特有的乐观主义.敬畏感唤起的是一种神圣指令,"仁、"义"、"诚"、"敬"等观念之所以有力量,因为它以崇高性打动人,从而让人产生敬畏之情.敬畏感为儒学传统的使命感提供动力,凸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超越性的终极关怀.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     

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简析

《性自命出》篇以“好恶”和“喜怒哀悲之气”为性 ,其实质是以情论性。人性本无善恶之别 ,人之具有善性是圣人教化的结果 ,其中乐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人性要表现出来 ,不仅需要外物的刺激 ,还需要心的主导作用 ,但心的作用要受到身的限制 ,君子应当做到身心如一。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相比 ,《性自命出》篇是孔子思想更忠实、更全面的继承者     

孟荀人性论比较分析

从人性出发讨论人的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要特征,孟荀“性善”“性恶”的思想正是其重要表现。通过对孟荀“性善”“性恶”思想的差异进行梳理和分析,可知其结论之不同乃在于他们分别继承了孔子的“仁”和“礼”思想。前者是通过扩充人性中“几希”的内在之善,以达到对天命之性的认识,从而实现居仁由义的道德人格;后者则是从人的自然之性（性恶）出发,更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由人性有“知”以达到有“义”。     

自然之仁的自律实现——孔子、老子之“仁”比较

文章对老子的“自然之仁”与孔子的“自律之仁”这两种“仁爱”思想做了比较，指出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的“仁”学思想的核心是“爱人”,但又有多层的含义；论述了“仁”德产生的根基——“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指出它的自发性、时机性；援引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思想，指出“仁”具有从个体到整个社会的扩充而走向普遍之爱的可能。老子之“仁”的核心是“慈爱”,与儒家相通，但老子以“不仁”的反向言说来限制“有为”之仁的危害，保留“仁”的自然特征。老子的“自然之爱”需要通过儒家的“自律原则”实践出来，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大爱，二者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二者的不同只是在推行的方式上一个是“有言之教”,一个是“不言之教”。     

略论墨子的仁学

墨子仁学,以“兼爱”为标帜,历来被儒学所攻讦。但墨子仍然从孔子的仁学中继承了若干要素,如从政治理想出发,重视践行和以“爱人”为基础。本文更着重探讨墨子对孔子仁学的改革,提出“反对仁的血缘性”、“在仁的理想中引入利”、“把仁之本归之天意”是墨子仁学的重要特色,并且对墨子仁学的形成和评价作了历史的探析。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情感哲学视域下的孔子仁学与成人之道

孔子的仁学以情感为底色。正因为仁学重情,才使得“仁”并未沦落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与人的存在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才使得“仁”始终处于一个“成人”的整体性过程之中。这样的“仁”处处落实在“行仁”之中,使人身心合一、言行合一、情理合一。性情培育的圆满完成,也就是仁学目标的完满实现。孔子的仁学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又是一种成人之学。情感在成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成人的三大步骤,既是培育性情的最佳手段也是最终目的。诗兴发情感和志意,礼引导人走向性情之正,乐是人之性情完满状态的最好体现。总之,孔子的仁学与成人之道,都是为了调养人之性情、导化人之心性,使之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论程颢

程颢是理学家中的正统派,他继承了先秦思、孟一派儒家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他不象程颐和朱熹是多元论的思想家,他是一个一元论的唯心主义者。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以为“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同时的人也承认他继承了思、孟学派的传统。这是一种什么传统?原来在孔子的时候,曾经提出“仁”来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实践。到子思时更提出“诚”来,作为一种先天的道德准则。这是儒家向唯心主义方面的发展,在孔子的“仁”的范畴內还没有天道的含义,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还有模糊的上帝,子思之所谓诚,就完全代替了上帝的职能。这样以一种精神的存在说明宇宙的演变发展,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同时他也否定了人格神的上帝,这又接近了道家的学说,所以在中庸內也经常谈“道”。但中庸之所谓道的本质是诚,拋开诚不能谈道,拋开诚也不能谈物,诚是天道,也是天道的发展法则。稍后,孟     

人的“神圣性”的根源——兼评芬格莱特眼中的孔子思想：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的神圣性来源于礼的神圣性。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正如芬格莱特所理解的,孔子的“礼仪”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和神圣性的不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芬格莱特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是有根据的。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诚: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石

《论语》只两处提到“诚” ,而“诚”所包含的真性情、诚实、忠信、笃敬、正直等品格 ,却充满《论语》全书。“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的性格特征 ,亦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仁”的根本所在。孔子对“诚”的推崇是儒家“诚”的哲学思想的滥觞。     

孔孟仁说异同论

孔孟仁说在言说与论证方式上有诸多不同。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孔子以孝为仁的基础,以仁为成己的标志,以圣为成物之极致,孔子之仁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的理论,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而孟子以天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将孔子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天转换成道德化、概念化的义理之天,将孔子关乎尊敬父兄之仁改造成一种普遍绝对的道德情感或本能,并以天作为仁的形上学源头,使仁由"欲"的成果变为"思"的对象,从而把人与仁由孔子处所呈现的生命及其实现的实践关系转换成为心与性的修养关系。孔子以人为本,从道德情感(亲情)言仁,孟子以天为本,从道德理性(心性)言仁,分辨孔孟仁说的不同,对我们重振儒学的努力具有理论意义,对于我们的生活具有实际意义。     

儒道人性论之基本差异

儒家人性论,根基于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的论证与说明,其目的在于要为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立一根基与现实之出路。而道家的人性论不过是其道论的自然延伸,甚至毋宁说其人性论就是其道论的具体化,以及有机组成部分。儒家强调仁、义、礼,在儒家看来,强调仁、义、礼就够了;而在道家看来,更应当强调道与德,即强调自然与真诚,诚的基础是自然。道家强调自然,突出的正是道德行为真诚无伪、真实无欺的性质。     

儒道人学思想辨析

老子道家和孔子儒家都是重人道并以人道为终极关怀的。其所不同的是,孔子儒家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性的自由自觉,从而建构了一个以“天命”为本体,以礼乐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以“仁”为价值中心,以“克己复礼”为价值实现途径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而老子道家则以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为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本体,以“自然”为本位和价值中心,以“返璞归真”为价值实现的自然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二者之间的异质互补,为实现人性自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论孔子的人性观及其展开形态

孔子的人性观颇难被确切了解。《论语》提到“性”只有两次。且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应是孔子死后子贡面对七十子后学盛行“性与天道”之论而为夫子真面目所下的正名之语。唯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代表了孔子关于人性的主要想法。孔子没有把人性作为一个专门的主题来探讨。他的核心关切,是依据个人的好恶区别学者的资质,并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强调后天为学的重要性,引导出适用于具体个人的成德道路。结合孔子的其他言论,我们可以大体刻画出孔子人性思想的观念结构：人性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别一般不大,也不排除极端情况);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主要通过好恶表达出来;人生的现实,取决于后天的养成,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要之,孔子持有的应是一种形式的“性有善有恶论”。七十子后学的“性有善有恶”及“养性”说,就是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和展开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