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尔巴哈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把理性返回到人的理性,把信仰返回到人的信仰,把宗教返回到人的宗教。他宣扬的是无宗教的宗教,是建立在人性根基上的宗教。他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表现在如下方面:(1)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2)从“人是什么”向“人是人”的转变;(3)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4)“消除”哲学。     

心理认同类“把”字句的语义特点

心理认同类“把”字句是句式之中出现两个宾语的一种特殊的“把”字句.心理认同类“把”字句的语义特点十分明确:第一是它具有隐喻性,表示“人们把物理空间图式投射到心理空间层面的结果”;第二是说话人的主观性,说话人的主观性主要是通过说话人的视角、情感、认识表现出来.     

孔子的和合思想与21世纪的和合精神

“和合”是中国古代产生的思想，孔子把它运用到人类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人的心灵、人与不同文化等方面加以阐发，形成了系统的“和合”思想体系。２１世纪是“和合、冲突与发展”的世纪，一方面，多极化、多变性、多样性，要求不同元素、因素的冲突融合，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和合”的精神是新世纪的思想主流；另一方面，由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发扬“和合”精神，又是２１世纪的重要使命     

如何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避免自我戕害——对“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哲学反思

对理想的追求本身进行批判性反省,是避免理想自我伤害的重要防御机制。为此,对“目的”与“手段”关系进行哲学反思,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理解“目的”和“手段”关系,由于其独断性,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暴露出了深层的重大困境,“手段”的任性与“目的”的异化因此成为难以避免的重大后果。要克服这一困境,必须在根本上瓦解这种理论模式所预设的关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逻辑链条,改变“目的”与“手段”关系的理解模式,把“目的”从彼岸世界位移到现实世界中来,把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视为“目的”,把不断减少把人当成“手段”和“工具”、使人受侮辱、受奴役的社会关系视为应当追求的“理想”。以这种“目的观”和“理想观”为基点,任何把个人当成“手段”（哪怕是为了最动人的理想）的观念和做法都将失去合法性,一种与人的生命要求相适应的崭新价值观念将被确立起来,并因此深刻地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现象学还原——回到“现实的人”的“事情本身”

当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作为“人的科学”时，通常会面对两种置疑：一是海德格尔式的人道主义批判，二是阿尔都塞式的“无主体”的历史过程。但马克思的“人的科学”是其“历史科学”的“事情本身”，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经过了“无人身的理性”到“作为本质的人”，再到“现实的人”及其全面展开的三个阶段的现象学还原，因此，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革命真正地“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一度”。     

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无法解释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

近年来论述“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多把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主张“异化理论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要用异化来“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有的同志甚至提出所谓“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这就涉及到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人性和人的异化? 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封建神学家、资产阶级学者搅得混沌不清的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揭示出,人类历史     

“原始群”不同于“人类的童年”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过“原始群”的提法。作为科学概念使用,“原始群”指的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人类的童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沿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的分期时,用以比喻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指的是人类史前文化的开始时期。近几年来,有的同志把“原始群”与“人类的童年”等同起来,把在“人类的童年”时     

论人对自然的“伦理性”关系

探讨人对自然的“伦理性”关系不同于探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这涉及到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自然”的观念 ,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把握这种“伦理性”关系。只有把自然理解为“活的”存在 ,依据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想 ,在人的“超生命”的生命活动中才能生成和建构这种“伦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人对自然的“生命价值”的创造 ,也是一种真实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态度。     

市场经济理念视觉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市场经济理念视觉下的企业管理创新首先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问题,应秉持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把“市场观念”、“法治观念”、“信用观念”、“人本观念”做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在企业财务管理的体制上,应从与“物本、资本”相对应的“财权、产权”的变革中,逐渐转移到与“人本”相对应的“人的维度”方面来,以此唤醒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人本意识,并在“人的维度”机制的指标设计上有所创新。     

从文章到美文:现代散文文体的创立

从“文章”到“美文”一脉相承的是“深于取象”的艺术思维、“藻饰”“美言”的审美观念、发愤抒情和通脱适己的创作心态与美学风格、“随物赋形”的艺术追求。现代人把中国现代散文界定为“美文” ,形成文学散文、个性艺术和自由文体的观念 ,是对传统文学观的继承、突破和发展 ,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现代色彩。     

儒家文化人格与《水浒传》的创作

儒家文化人格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及其弟子子路作为一对卓显的儒家文化人格符号,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这对文学形象的孕育、塑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宋江和李逵的形象不是《三国志演义》影响的结果,而是儒家文化人格浸润使然。     

管子"以人为本"思想范式的建构及其治国实践

春秋时期,管子为了实现齐国富强图霸的政治目标,主张"以人为本",这是一种时代进步的反映.管子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提高了人民的社会地位,减轻百姓负担,修政惠民,关注民生,大大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国家的振兴与富强.他的"人本"治国思想对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唐宋禅宗文献“自X”类词的历史形成

唐宋禅宗语言里“自后”、“自外”、“自余”一类词可以追溯到中古汉语。“自后”是由上古汉语以来的介词“自”组成的时间短语“自Y后(已后,而后)”在一定句法环境里省缩词化的结果;“自外”、“自余”缺乏相应的“自”字短语词化的历史语言基础,大约是受“自后”形成的类化影响而产生。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万物以形相禅观念和齐物论的纠结－兼释《庄子》中“强阳”的含义

万物以形相禅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哲学观念 ,先民用它解说物种的起源和演变 ,带有朴素的进化论色彩。《庄子》一书作为先秦哲学的经典著作 ,也吸纳了万物以形相禅的观念 ,并且把它和齐一万物的理论相结合。《庄子》书中两次出现的“强阳”之语 ,是和万物以形相禅直接关联的概念 ,有它特定的含义 ,以往的注释未能切中肯綮。《庄子》书中万物以形相禅观念和齐一万物理论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因果关系 ,二是形态的对应性。二者的结合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内篇初见端倪 ,外篇多处可见 ,杂篇最终完成。二者的综合使齐一万物理论的覆盖面从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扩展到自然哲学、生命哲学 ,齐一万物理论内容更加丰富 ,体系走向完备。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高蹈于逻各斯之外--神话思维对《庄子》文本特征的影响

神话思维对<庄子>文本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影响.它以具象言说事物的方式使<庄子>把哲理完全融入它的寓言系统,<庄子>已不仅是一般说理形象化,而且更是直接用形象说理,寓言本身既是手段又具有本体意义;神话思维不回避矛盾的原逻辑特点使<庄子>意象具有多面性,体现在文本上则是模糊混沌特征;神话思维的隐喻性使庄子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融入外物,并在超越外物的表述层次上使象征意义具有多义性,造成文本的开放性召唤结构.     

杨潮观生平创作若干问题考论

杨潮观佚文《邈云草序》和佚诗《登莲性寺白塔联句》于其文艺思想和生平交游而言,乃弥足珍贵的史料;他与袁枚因《子不语》由挚友而龃龉的原因和过程,反映了二人在气质、性格和思想观念诸方面的差异;乾隆三十七年（1772）杨潮观遭吏议落职的原因,极有可能与其涉嫌于邛州知州任上押运皇木私带木料有关。凡此种种,彰显出一位更加真实而鲜活的杨潮观。     

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荀子在讨论为善问题时,对"可而不能"的现象做了探讨。为了论证"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提出,途之人对仁义法正有"可以知之质"与"可以能之具"。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energeia)与现实(dunamis)的区分,可以认为,荀子是说途之人具备知与能的潜能而非现实。在荀子那里,"能"作为一种德行,表示实践或行动中已实现或完成者。在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现象时,荀子又提出"可以而不可使"的说法,即人可以为而不为,是因为不肯为,亦即不愿为。这里已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愿或意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无相似。但与后者不同,荀子理解的意志或意愿已不完全是个体主动的自由的选择,而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想做好事,是因为性恶,因为事物如果短缺什么,就会自动寻求满足。这个短缺理论让人想到奥古斯丁对恶的解释。站在现代立场,对荀子的短缺论可以提出如下批评:自由意志只是人道德转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转化能否成功依赖于道德行为主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其中亦不乏道德运气的因素。     

基于《管子》理财思想的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思考

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包含了丰富的理财思想。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管子》的"富上而足下"的富国论和"取于民有度"的理财原则,并由此而引发出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以求达到博古通今,启发灵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