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研究

湖北省在发挥武汉市中心城市龙头作用的同时,在鄂西地区确立一到两个城市承担起鄂西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作用的"一主两副"战略,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也适应现实的经济资源约束和发展要求,是我省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可以将"一主两副"融入湖北省当前"两圈一带"战略,作为其战略支撑点去推进,以此促进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二是可以统筹武汉城市圈与省域副中心城市协调发展,给予省域副中心城市更多支持;三是在省域副中心城市进行必要的机制、体制创新,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四是在继续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同时,因地制宜,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给予区别对待;五是扩大城市的区划空间,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清代新疆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关系的现实表达

清代新疆军府制下,伊犁将军节制乌鲁木齐都统,具有实际管理权。伊犁将军奉谕旨审理乌鲁木齐都统及其辖区内案件,超越常规司法程序,达到了司法监督的效果。伊犁将军对乌鲁木齐都统任职情况以及员缺时及时上奏皇帝,保证都统之职正常运转。伊犁将军管辖乌鲁木齐都统辖下的驻防八旗和绿营,按例对驻防八旗和绿营职官出具切实考语,考察各官员任期内的表现。乌鲁木齐在内地化过程中,逐渐疏离伊犁将军的管辖,政治重要性不断加强。新疆省制建立,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的关系演变为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的关系。新疆巡抚节制全疆,伊犁将军管理伊塔地区,拥有军政权和司法权,伊塔道由伊犁将军和新疆巡抚双重管辖。     

洋务运动时期的青海工商业

清代青海东部湟水、黄河沿岸的西宁县、碾伯县(今乐都县)、大通县、贵德厅(今贵德县)、巴热戎抚番厅(今化隆县)、循化厅(今循化县)、丹噶尔厅(今湟源县)均属甘肃省西宁府管辖;青海西部、南部、北部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活动地区,由清朝政府派遣的“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常驻西宁管辖。一九二九年一月青海才建省。     

浙江的"乡"、"节"、"会"与区域形象设计

浙江的"乡"、"节"、"会",在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大多还处于区域形象的自然生成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迫切要求浙江省的市、县、乡、镇进行区域形象的重新定位、策划和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区域形象的人文精神,应成为区域形象浪潮的新追求.     

明代延绥镇、榆林卫辖境考述——兼论河套南部边界的变化

通过梳理明代延绥镇及榆林卫管辖范围等文献,认为延绥镇具体辖境很难确定,但可用延绥镇巡抚和总兵的辖区之和代替。榆林卫是实土卫所,辖区分为延绥镇中路清平堡至高家堡11座城堡和位于镇城附近及自威武堡西至饶阳堡、＂二边＂长城南、界石北的屯地。＂河套＂一词最早出现于正统二年（1473年）,其南界是随着＂二边＂长城、＂大边＂长城的次第修筑,防御重心逐步北移而北移并逐步明晰的。     

左宗棠一骂得道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府中做师爷时,才极大,心极细。大至军事指挥,小到官员考察,巡抚都要向他请教后方敢定夺。左师爷运筹帷幄,俨然是不挂名的一把手,人送绰号"左都御史"。当时,一省巡抚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省域产业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空间演化:塑料产业的案例

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讨塑料产业省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空间演化,尝试刻画"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不同省域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出现塑料产业出口空间从东部沿海向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的T型产业扩散,出现相邻接"一带一路"次区域—省域的地理空间均衡分布特征;塑料产业比较优势空间分布的中部凹陷带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趋于消失,各省域比较优势空间分布渐趋平衡;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中,聚乙烯比较优势分布向长江经济带沿线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邻接省域的扩散与塑料制品向东部沿海及邻近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域的集中并存;塑料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规模经济差异性明显,出现由小规模企业针对"一带一路"区域,较大规模企业面向发达国家等市场的市场竞争结果。     

"借荆州"三辨

考诸史料,“借荆州”实有其事,不光孙吴如是说,刘备、曹魏也不否认,陈寿、司马光亦予肯定。“借荆州”指孙权将南郡的江陵、夷陵等地交由刘备管辖和认可刘备对“江南四郡”的占领;将南郡江陵之地称荆州为当时的习惯。之所以要“借荆州”,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刘备失去了在孙刘联盟中与孙权的平等地位,荆州事务的处置权不属荆州牧刘备而属徐州牧孙权,刘备通过“借荆州”摆脱孙权的限制,使自己“名”与“实”统一。     

督抚制度与晚清政制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总督巡抚制度起源于明初,本为弥补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置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管理地方事务制度之缺陷而增设的临时性差遣,是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因其职责主要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1],故名之曰巡抚。至清康雍乾时期,督抚制度逐渐完善为重要的地方官制,督抚们成了总管地方军政、民政的封疆大吏。随着清王朝晚期社会的大变革和政局的大动荡,督抚制度不断调整、变化,督抚们的权限亦不断扩大,成为晚清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角色。军事上,他们成为清王朝统治的支柱,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运动以及抵抗外来侵略的…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反清“乱臣”到海外“孤忠”——清代郑成功形象的政治形塑

清代官方对郑成功形象的形塑,经历了从清初的高举反清复明旗帜的"海贼"、"乱臣"到1875年统治者口中的海外"孤忠"的转变,并获得官方民间共同祀奉的待遇。这种转变的实质是统治者为笼络民心、维护国家主权而采取的"教化"手段。     

清代直隶河道总督建置考论

清代直隶河道总督又被称为北河河道总督或直隶水利河道总督,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管理直隶以及京畿地区水利与河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不仅担负着永定河、子牙河、海河、运河、东西淀等诸河流、湖泊的修治、抢险、抗洪等任务,而且对催攒漕船、治安巡防、管理河工都有相当大的责任。对直隶河道总督的设置、功能、裁撤等诸方面内容的考证与分析可揭示有清一代封建国家对直隶地区河务的管理情况。     

从《老子》探寻领导者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与创新

《老子》包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是一部集＂修身＂、＂齐民＂、＂治国＂于一体的智慧宝典,提出了一系列＂政善治,事善能＂、＂致虚极,守静笃＂、＂大制不割＂、＂自然无为＂等治理思想。挖掘《老子》治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可以启迪领导者加强自我管理的修身养德、注重组织管理的＂无为而治＂,提升治理境界,创新治理路径,完善治理体系。     

建省时期新疆防务建设研究

1884年11月,清朝设立新疆行省.首任巡抚刘锦棠采取了政治安边、军事强边、经济兴边、文化固边等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新疆防务建设的全面展开,使晚清新疆防务建设达到顶峰.建省时期的边陲新疆,成为晚清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亮点".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蒙元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很大变化。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蒙古与东邻高丽冲突、战争不断。蒙古在迫使高丽投降以后,与高丽确立藩属关系,结束了长期对立的局面。但高丽在获得和平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尴尬局面。蒙元朝廷通过派遣达鲁花赤、设置征东行省并直接或间接任命行省官属、加强对王族的控制等方式,对高丽事务展开控制与干涉,使高丽丧失部分主权,也给双方的政治关系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     

刘锦棠抚新政策述论

边疆治理是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他力主新疆设立行省,废除维吾尔族腐朽落后的伯克制,推行郡县制;轻徭薄赋,移民实边,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变通推行清朝律令,广设义塾,对少数民族实行汉化教育,等等。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探讨刘锦棠在新疆推行的治边政策。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

１５世纪初期,瓦剌（亦称西部蒙古）势力强大起来后,即与明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生着重要关系,构成为西北民族关系的特殊局面。首先是对丝绸之路要道——哈密的争夺,双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明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哈密、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地区,落入了瓦剌之手。其次,虽在关系紧张时期,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也仍然不断。瓦剌首领及其大小头目既接受明王朝封官授赐,又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联系密切,蒙、汉等各民族间的民间贸易更是往来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