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

清洁生产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二是资源日趋耗竭。清洁生产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而清洁生产实践则首先开始于美国．最先提出“清洁生产”四个字概念定义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9年．清洁生产理念和方法开始引入中国。并于1992年开始正式推行。实施清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清洁生产作为新的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已经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良好趋势,但在实践中还存在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障碍。应将政府、企业、社会公众这三股力量结合起来,协调一致．推动清洁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基于煤矿清洁生产的通矿集团可持续发展研究

针对矿业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运用清洁生产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在结合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总结通化矿业集团清洁生产实践及存在问题,将清洁生产的实施层次由企业内部提升为整个矿区,探讨了通化矿业集团实施煤矿清洁生产的目的、实施策略。研究结果对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价值。     

推进重庆清洁生产实施的制度创新问题探析

旨在实现从源头控制污染、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清洁生产,离不开政府、企业、公众的认同、支持和参与。重庆尚处在清洁生产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企业、公众没有认识到清洁生产的重要意义,政府替代企业成为推行清洁生产的主体。为进一步推进清洁生产,实现“低悬阶段”的跨越,需要完善现有制度,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激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并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保障,降低实施风险,同时需要加快研究、试点环境成本核算,最终实现企业环境破坏的外部性内部化;一方面要破除企业和公众的观念、认识障碍,为清洁生产实施扫除观念障碍;其次企业也必须进行管理制度创新,提高环境意识、社会责任感,提高清洁生产实施的内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制度调控

市场经济能否把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客观存在、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可以使公有制企业逐步增加非公有制成分,直至量变到质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规模的扩展速度存在着不及私营经济的倾向、可能性乃至某种情形下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具有多种可能,哪种可能变为现实,取决于社会的作为、制度设计和制度调控。     

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经济法宏观调控原理——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文章以组织社会学为分析视角，探讨了疫情防控背景下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组织原理和实施策略。经济法宏观调控遵循“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的调控范式，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组织运行过程。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经济法宏观调控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复产复工政策与行政体制环境和市场技术环境进行互动，从而获得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认可。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构成了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组织基础。针对疫情防控的特点，经济法宏观调控应实行行政组织主导的整体型调控，对企业组织面临的生产经营困境做出积极回应，并在调控中遵循组织运行的比例原则。      

企业生产道德规范浅析

［摘要］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企业生产道德概念的提出具有必要性；企业生产道德的主要规范有节约资源、清洁生产、保护环境、产品安全；企业生产道德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竞争力、企业伦理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环境侵权行政赔偿

囿于现行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将环境行政赔偿与环境侵权行政赔偿区分开来,只关注赔偿因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损害。现实中,除了环境行政机关之外,其他行政机关、国有公共设施等也可能通过环境介质损害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由于造成此类损害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而存在行政赔偿的可能。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过程中,应对此做出回应。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差异性比较研究

通过对行政机关和企业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建设现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两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本质特征方面,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具有政治性、强调共性建设和稳定性等特征,而企业组织文化具有经济性、强调个性化和动态性以及受领导者影响较大等特征.在建设现状方面,行政机关对组织文化建设的认识、先进价值理念的贯彻、组织文化的传播途径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距,而企业组织文化缺乏规范性.建议行政机关加强领导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贯彻先进的价值理念,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企业家,从而落实组织文化建设;而企业应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进一步规范企业文化建设,形成稳定可传承的制度.     

行政立法的经济逻辑

在法经济学视域下对行政立法进行经济研究,是将行政立法置于法经济学视域下、环境中或语境里,运用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对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基础性、解析型、系统化研究;它的成本投入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必要性或适度性、效率性与效益性、程序性和时段性品质;而收益则具有物质性或有形性、精神性或无形性、阶段性或程序性、双向性或辅成性、双效性、综合性、边际性特征。这种尝试将为行政立法的前瞻性践行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它注重理论型塑与实践证成的融贯;这一视域性研究在我国尚属首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行政立法研究之不足,具备一定的学术探拓精神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试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仍然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受到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原理的约束,而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要协调好行政计划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加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重点应明确行政计划的法律依据,完善行政计划的程序,强化对行政计划的法律救济,以实现行政计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目标。     

论新加坡秩序建设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秩序建设是新加坡行政体制的核心。新加坡通过民主机制下的权威政治、严格法治、行政权与决策权相分离这三个阶段的行政改革,建立了法治、廉政、民主、开放的行政制度。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众多挑战,研究新加坡秩序建设,对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论行政垄断的立法规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竞争的环境应该是公平的.但由于我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长期的行政垄断行为,不仅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相适应.文章分析了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危害性及其成因,力图指出当前我国在立法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存在的诸多缺陷,并探讨如何从立法上尤其是行政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实现我国公民行政救助权的法理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给付行政的盛行,行政救助作为行政机关的责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公民的生存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机制。行政救助权只有在承认其是公民的权利,给予行政救助是行政机关的义务,在权利———义务的统一体中分析研究才能使其获得法理上的根基,才能真正地实现公民的行政救助权。     

论知识经济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原则

在知识经济下,知识产权保护同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产权滥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在中国,现今知识产权的保护,结合国情就是要以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为依据达到知识产权权利义务的相对均衡作为根本原则,这有着深层次的产生根源。未来中国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体系中,它都将有着重要体现。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是行政法治的必然产物 ,并且反作用于行政管理。但是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本身固有的特性 ,使其在发挥积极作用时 ,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此 ,本文提出要从事前事后两个方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予以控制 ,并且对目前我国行政法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论市民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核心,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形态.市民社会背景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既分立又相互渗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也在相互渗透.由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都可能被滥用,因此二者的相互渗透既有积极渗透又有消极渗透.     

论虚拟财产权的功能

虚拟财产作为法律规制的对象不仅在于其具有现实财产的基本属性,而且在于其作为财产的功能性。虚拟财产权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形式,它具有不同于现实财产的涵摄、扩张和渗透功能以及虚拟财产的交易机制,尤其是将无体财产的功能性渗透到虚拟的世界,扩大了现实法律对社会财产调整领域。将虚拟财产权纳入财产权的范畴,重构社会财产交易的法律秩序,有利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均衡与和谐。     

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行政主体在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作用以及控制加以深入探讨,按照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 研究如何运用简易程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有利于行政部门正确、及时而有效地执法,切实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希望能使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