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集大成:朱熹《诗集传》的训释特色

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注释既不同于前代汉学家,也不同于宋代宋学家。与前代相比,《诗集传》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     

凤凰本朱熹《诗集传》校点商榷

凤凰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王华宝先生点校本《诗集传》,是通行本中点校质量较高的一个本子。据该书"整理说明"所言,本书以《四部丛刊三编》本所收的宋代二十卷本《诗集传》为底本,同时也参校了《诗集传》的其他版本,以及中华书局版的《十三经注疏》[1],使得该点校本为当今学者广泛使用。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小问题,虽说是大醇小疵,但终究不便学者使用。本文特对本书的校点疏失加以纠正,以使本书精益求精,亦是为了便于学界更好地利用本书。本文揭出其中     

《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日本江户初期的《诗》学

据信史为证,《诗经》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公元5世纪,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17世纪以前,《诗经》普遍流行于日本朝廷贵族狭小的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其国政治文化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政治纲领、文学作品中征引的《诗经》材料得以证实.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黑暗传》与中华民族精神传承

<黑暗传>是明清以来广泛流传于湖北神农架及周边地区的一种在丧礼上盘唱的孝歌,是由民间歌师对神话历史小说进行改编并手抄传承下来的一种演唱底本.是以七言韵文为主体的民间神话长诗.本文将围绕"中华民族精神如何通过<黑暗传>进行传承"的问题,展开对<黑暗传>这一民问文化现象的研究,进而思考这一传承方式对消除自古以来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无形壁垒、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论《禅林僧宝传》撰述体例与南宋禅僧传的关系

北宋禅僧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开创了禅僧传新的撰述体例,主张兼载禅师机缘语句和生平行事,又特别强调禅师入道之由和临终之效,要求上述内容相互关联,具载始终,并于传后系之以赞。这一体例以佛教内外史学观念、宗教观念、隐喻修辞为依据,抱有宗教意图,与史传不尽相同。从文类、叙事来看,后出的《补禅林僧宝传》《僧宝正续传》因循《禅林僧宝传》的撰述体例,这种因循成为想象、传说、典故进入禅僧传以形成故事的重要原因,但其真实性、完整性难以完全征信。此外,《僧宝正续传》的撰者祖琇对《禅林僧宝传》的赞辞持批驳态度,反对一味书法褒贬,主张深探《春秋》之旨,以列圣大中之道定正邪得失,其赞辞自成一体。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明清之间白话文字词学考察——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醒世姻缘传>是十七世纪中叶用山东方言写成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该书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汉语史以及山东方言史的研究上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是一部丰富详尽的语言史料集.     

荀子的《诗》学思想

荀子融合了儒、法两大思想,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偏重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荀子的<诗>学思想特征与其整体思想相一致,主要表现为:以<诗>循道,重视<诗>的教化作用;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学以致用;遍引<风><雅><颂>,以实践倡导<诗>之功用.荀子引<诗>具有浓重的政教色彩,大多属于断章取义,表现出通经致用的特点,客观上为汉代<诗>学奠定了基础.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浅议《君主论》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君主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著作,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争鸣不断.从《君主论》整体思想的角度,分析其政治目标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政治韬略的理性辩证、道德评判标准的实用主义等基本特征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