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心论及其反思

心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心字的本义指心脏,它不仅主导生命,而且是人类行为的源头。作为源头的气质之心,兼有善恶两种气质,因此可善可恶而不可靠。理学家主张将相对的气质之心与绝对的天理相统一,人心变为道心。道心内含天理,道心指导下的人的生存因此成为合乎人性的生存,这便是真正的人类本质。心理合一的工夫是一种普遍性超越,它强调了普遍天理对人心的主宰地位。然而,传统儒家心论忽略了个体性超越,这也是传统儒学未来转向的重要向度。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儒家榜样教化的展开包括教化的主体、榜样的素质、教化的基础、教化的方式、教化的效果等五个环节或五大元素。儒家榜样教化的理论基础是儒家心性论;儒家榜样教化对君王的言行具有约束意义,对百姓的品质则具有提升意义。儒家榜样教化存在两个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教化形式的绝对化,二是教化主体的精英化,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影响儒家榜样教化的效果,从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完善之。     

“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

在近几十年中文世界的伦理学讨论中,经常出现三个看上去差别不大的词,"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它们或者是作为对英文virtue ethics的翻译,或者是作为对儒家伦理学的概括。在这三者的使用中,第二个略逊于第一个,因为virtue是相对于vice的,同样"美德"是相对于"恶德"的,但"德性"相对于什么呢?此外,无论是作为对virtue ethics的翻译还是对儒家伦理学的描述,问题更大的是"德行伦理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得以复兴的virtue ethics,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人的行动的道义论和后果论不同,强调人的内在品格。这样的品格不仅决定了这个人的行动,而且也决定了这个人的情感。德行伦理学无法把握virtue ethics的这种特征。在认为人的品性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在对道德情感的强调方面,儒家伦理学与西方的美德伦理学有类似性,因此"德行伦理学"也无法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征。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及其现代价值

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核心人格类型,同时也是儒家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重要载体,其人格特质主要体现为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人道精神,通权达变、乐天知命的生活智慧,见义勇为、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君子彰显了人性的崇高,承载着人类美好的道德期望,满足人们追求善美的道德需要,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提升人性修养、成就善美人生、引领大众向善、淳化社会风俗、强化恪守规范意识和完善社会价值体系等作用.     

儒家德性伦理学批判

从现代德性伦理学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哲学就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它以人性论为德性论的出发点 ,德性的完善就是人性的扩充。德性培养的目的是为了德政 ,德性与德政在目的与手段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同时 ,在其德性中 ,理性服从于德性 ,表现为实践理性的突出与理论理性的缺乏 ,这也暗示着其对人的某种态度。作为德性的重要范畴 ,中庸思想表现为经与权 ,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则启示了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实践精神     

论儒家德性的形成

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实质是选择原则。选择意味着主体优先于原则。对原则的选择意味着价值观的确立,这是德性发生的基础。德性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熏习下养成的品质。孔子提出反省、孟子提出求放心、理学提出持敬等,突出了德性在我的自得性与自觉性。荀子与汉代儒家主张教化成人,强调通过文化教养成德,强调了自觉性。李翱、王阳明根据佛道理论,提出斋戒与至诚的理论,突出了自然性,最终确立了德性的主体性。     

儒家德性修养论研究

儒家德性修养思想包含"先立乎其大者"、"合内外之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三部分内容.它展现了儒家要求人立志"成仁",不甘于与禽兽处于同一境界的人格追求.     

守礼而求仁：早期儒家对“士”的政治德性塑造

"士"在中国古代政治理性和文化传承上都表现着高度的连续性。"士"最初来源于承担国家事务的宗法贵族,经历了贵族内部和社会文化的两次大分化后,在春秋时期演变为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人群体,以"文士"和"吏"的角色承担着政治和社会的聚合及教化功能,进而成为中国独特政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早期儒家将"士"内嵌于"俗""礼""法"一体的"礼治"系统中,从个体道德修养、社群生活方式、国家政事运行等方面对"士"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理性反思,着重塑造了"士"的忧患意识、教化向善、忠信恭敬、以德抗势和穷达以时的政治德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政治理性,也对后来"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儒道两家的苦乐生死观比较

儒道两家都研究人的问题 ,重视人的价值。儒家对人生是积极的 ,主张“乐生” ,“修己安人” ,“修己利人”。道家对人生是顺应的 ,认为生不足喜 ,死不足悲。综合儒道两家 ,都认为人生难得 ,既生为人 ,则需尽人之责任 ,这亦是自然之理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三国演义》与儒家的治国理想

《三国演义》在刘备集团中寄托了人们的治国理想,这一理想与儒家学者所设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君臣之间"同休戚,共祸福",君民之间"秋毫无犯"。在"忠"与"义"的关系上,《三国演义》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不确定的,带有乱世的某些特点。在三国争雄的过程中,刘备集团一直势力最弱,其重要原因在于刘备集团以"仁"为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当前我国道德生活中伦理关系及其新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我国道德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在社会公德方面,朋友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公共伦理关系的重心,注重社会公益心和礼让、爱护环境、规范垃圾处理已成公共道德生活的内容与道德观。在职业道德方面,敬业爱业已成为多数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理念,同事关系成为职业伦理关系的焦点。在家庭美德方面,家庭成员分担家务已成为多数人的家庭道德观,夫妻关系仍然是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心,夫妻平等、和睦、经常交谈增进了解,赡养父母、注重孩子做人的品德的培养已成为多数家庭道德生活方式。在网络道德建设方面,网络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呼之欲出,网友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网络伦理关系的重心。     

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对于个体生命、对于“生”以及“死”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生与死是一个生命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死才凸现了“生”的意义,意识到死才会只争朝夕,充实自我,热爱生命。     

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

袁桷为元代大德、延祐年间文坛领袖之一,在元代诗文方面影响很大。朝廷制策,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本文考证了袁桷生年、名号、纠正了历史上沿袭的错误,并对其儒学思想源流及心态进行了探讨。     

理性的现代性及其在文学理论中的命运

我国当代文艺学关于理性在文学中的功能的争论呈现出种种乖谬,其原因除了学理建设不完善外,世界范围内的理性概念通过现代性运动所发生的转折是更根本的原因。合理性取代宏大理性成为第一原理,导致了文学对理性的抵制,同时又引起了反理性悖论。理性在文学理论中的尴尬命运,是一件与现代性的基点相联系的事情,摆脱此种困境有赖于我们从根子上检讨现代性冲动的基础。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有三大传统:一是工具主义传统,二是审美主义传统,三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诗文评传统。这三大文论传统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某一方面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但是到了现代,中国古代文人逐渐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应,上述三大文论传统也各有其不同的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村社及其命运——基于文本考察与研究

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是否一定要走一条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消灭农村公社的问题;而恩格斯则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像民粹派分子所简单认为的那样可以直接以农村公社为起点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显然,他们各自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以上不同问题作出的不同方向的回答,不构成二人在俄国社会问题上存在对立的依据。相反,他们在俄国村社及其命运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两道同中有异的风景线——弗洛依德学说与儒学“天命观”的粗浅比较

人的利己欲望和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利他欲望构成一对矛盾。弗洛依德的“游戏说”和儒家的“天命观”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两个思路。“游戏说”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活动就像小孩做游戏一样 ,通过沉浸在幻想中的美妙世界而能使压抑的欲望得以宣泄。“天命观”认为只要这种矛盾是合理的 ,就应该积极地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 ,并在正视它的过程中油然而生出一种“浩然之气”的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赋予人巨大的激情和勇气 ,从而洗涤掉人的种种烦恼情结。两种思路各有其高明之处 ,都对后世有极大的启示与实践意义。一无论是从个人日常经验的感…